《黄河大合唱》窑洞里发出救亡图存“怒吼”

盛世中国 如你所愿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经典里的历史回响

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残酷“扫荡”，妄图摧毁我军民的抵抗意志。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既是一个地理屏障，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黄河沿岸的抗战烽火成为全民族抗争的一种缩影。

五天作词、六天谱曲，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光未然、冼星海将民族危亡的阵痛化作“怒吼”，谱写出一曲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黄河大合唱》。

“一曲大合唱 可顶十万毛瑟枪”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25岁的光未然被任命为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主要任务就是要将武汉的抗日文艺宣传推到抗日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

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和抗战演剧三队的队员们一路辗转，到达了宜川县壶口瀑布附近的圪针滩，准备东渡黄河，去对面的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这时的壶口瀑布迎来了汛期，惊心动魄的渡船场景，让成长于南方的光未然大受震撼。他坚定信念，要写一首长诗，献给黄河母亲。

6天修改3次 完成60多页谱曲

1939年，光未然来到延安养伤，与冼星海相聚。旧友重逢，两人在病房里促膝长谈，对于再合作创作一曲大合唱的想法一拍即合。

此后连续5天，光未然在病榻前口述，由队员胡志涛记录，将之前准备的《黄河吟》长诗，变成了《黄河吟》八段歌词，创作过程一气呵成。

寒冷的夜晚，昏暗的窑洞里，冼星海被邀请参加抗敌演剧三队的朗诵会。四百多行的诗词，光未然深情朗诵，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听完后，冼星海一把抓过书稿，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将它写好。”

拿到光未然的书稿，冼星海如获至宝。他将自己关进鲁艺东山的土窑洞，一头扎进创作中。

冼星海是广东人，喜欢吃甜食，但当时的延安买不到糖果。于是，光未然就托人买了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就放在桌子上，写几句，冼星海就抓一把放进嘴里，不一会儿，白糖就转化成美妙的乐章。

6天时间里，稿子在冼星海手里经历了3次修改，最终成稿60多页，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

首演时将勺子放进搪瓷缸当乐器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当时条件太艰苦，演出时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乐器。

作曲家李焕之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场景：在物质条件极其缺乏的边区，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一个；没有低音乐器，就用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二胡。还有用大号搪瓷缸装着20多把勺子制成的新型“乐器”，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配合着合唱，烘托出黄河万马奔腾之势。就是这样一场极尽“简陋”的大合唱，一经演出就轰动了延安城。

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指挥百余人的合唱团再次唱响《黄河大合唱》。唱完之后，在台下观看的毛主席激动地站起来，连说了三声“好”！

不久后，周恩来从重庆归来，延安各界为他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在欢迎会上感受到了《黄河大合唱》的磅礴气势，十分振奋，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黄河大合唱》从宝塔山上、延河水边，传唱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黄河大合唱》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据延安宣传微信公众号

从西安唱响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抗战名曲并非诞生于东北，而是诞生于远离东北千里之外的古城西安。

民族创痛激发创作灵感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相继沦陷，一批批东北人背井离乡，流亡关内。

1932年初，30岁的张寒晖受邀来到西安，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总务主任。1933年秋，因遭到迫害，张寒晖被迫返回家乡。1936年夏，受党派遣，张寒晖二次入陕，任省立二中(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国文教员，同时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的西安城里，经常见到大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军民。张寒晖耳闻目睹了他们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军和重返故乡的凄惨情景，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

1936年秋，张寒晖收到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同乡孙志远送来的《东望》杂志，这是东北军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而出的专刊。专刊上，有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的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张寒晖被深深地触动了。孙志远建议张寒晖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孙志远走后，张寒晖辗转反侧，几月来的所见所闻充斥着他的脑海，他终于以不可抑制的强烈激情，谱写出了《松花江上》，用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唱出了深重的民族创痛。

一首歌影响抗战时局

张寒晖谱成《松花江上》后，先教省立二中的学生歌唱。当学校中的东北子弟听到他试唱时，哭声一片。很快，学生们就把这首歌曲传到了校外。同一时期，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松花江上》歌谱，很快向东北军官兵传播这首歌，悲怨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不久后，这首歌就被迅速传唱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集会后，游行的爱国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起兵抗日。为避免学生流血牺牲，张学良亲自驾车追赶到十里铺，劝导学生勿去临潼。学生们激愤高昂地高唱起《松花江上》，张学良为之动容，对学生们说:请大家相信我，我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3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当他听到驻扎在东城楼上的东北学兵队唱起《松花江上》，便向卫兵学唱了这首歌。在一次东北军军官的集会上，他亲自指挥大家唱起了《松花江上》，所有军官都热泪盈眶，举起拳头怒喊:“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因为这首歌是以传唱的形式流传开来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印制卡片或发表歌词时都署以“佚名”“流亡学生集体创作”。也许正因为没有署名，张寒晖才躲过一劫。当《松花江上》刚刚出现时，国民党就称它是“赤色歌曲”，谁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并下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谁，但查来查去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这首针对东北军战士“有家归不得”的思乡之情而演变成的《松花江上》，牵出了国恨家仇，激起了东北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对促成西安事变、推动抗战大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动员作用。 据西安党史微信公众号

这部电影主题曲深深刻进中国人的DNA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民族危难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不屈之声、不朽之歌吹响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号角。从战歌到国歌，响彻近百年，深深刻进中国人的DNA！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将魔爪伸进华北大地。剧作家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当时，田汉已处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监视、追捕之中，他刚刚写出电影故事和歌词之后，就于1935年2月19日夜被捕了。

那时，23岁的作曲家聂耳正遭受国民党通缉。中共地下党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让他暂时躲避一段时间，批准聂耳出国深造的请求，先到日本，然后再去欧洲、苏联学习和考察。得知田汉已写出《风云儿女》的歌词，聂耳主动向夏衍请战，要为这首歌谱曲。后来，聂耳是在日本将这首歌谱写完寄回国内的。

聂耳告诉影片《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拍手，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

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写的和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记得原来是要把这个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随后也被捕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影片以长城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辛白华、梁质夫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走向抗战前线的故事。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放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也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将亿万同胞凝结在一起。这首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鼓舞人民为解放事业而战的进军号角。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