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抵御日寇的堡垒

盛世中国 如你所愿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抗战文物的无声讲述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是其中的一处。

近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了解了它对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展示了1936-1946年的抗战历程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七贤庄。据了解，1936-1946年，这里曾是中共中央先后设立的“秘密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

七贤庄始建于1934年冬，1936年春落成，占地13600平方米，由10座土木结构的平房院落自西向东排列组成。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分缺乏，周恩来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来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贤庄，租下了一号院，在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诊所的掩护下，秘密交通站开始了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的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秘密交通站”改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

据统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了18个办事处。许多重要枢纽城市都成立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中华民族抵御日寇侵略的历史上，“八办”如同一座红色堡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这处革命旧址，1959年成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负责人王欢介绍，近年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在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立足学术基础，初步形成了以“千秋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史实展”基本陈列为主，以“我要去延安——抗战时期爱国青年的时代抉择”、“大道共行——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七贤庄”两个专题展为辅的展陈体系，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1936年至1946年这十年间的光辉抗战历程和重要贡献，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贯穿民族记忆、青春理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抗战画卷。

“开统战先声筑抗战基石——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史实展”前段时间入选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

童小鹏的相机：为中共领导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镜头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赵腾介绍，从文物角度了解八办的历史及其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可以着重了解5件文物。

第一件是童小鹏的相机，这部相机被评定为一级革命文物。这部相机是上世纪30年代由德国蔡司依康生产的，由当时红军联络处的首任秘书长李克农同志1937年前往上海筹备驻沪办事处时购买。回到西安以后，他把这个相机交给了童小鹏同志，并且郑重嘱托他，要抓拍有意义的照片。

这部相机第一次派上大用场，是1937年5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为进一步了解红军的情况，派考察团到延安以及陕西关中、甘肃东部进行考察，童小鹏以叶剑英、陈赓的秘书身份到达了延安。

在考察期间，童小鹏为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镜头。这些记录，丰满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共中央以及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形象。从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童小鹏和他的相机从未缺席，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这段难忘的奋斗历程。“可以说，他以一个人的摄影，成就了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重要的影像历史。”

该展区展墙上有个相机模型，相机镜头模型中以视频形式展现了从1937年3月到9月，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期间，童小鹏拍摄的一些珍贵历史照片。包括“千秋七贤庄”展览里看到的大部分照片，也诞生于他的手中。在相机展柜旁，有一张非常有代表性的照片。这是周恩来同志劳山遇险回到办事处后，童小鹏拍摄的一张合影,周恩来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了“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的八个大字。

1996年12月童小鹏同志重返“八办”时，把这部相机捐赠给了纪念馆。

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的自来水笔：记下了重要的采访内容

赵腾给记者介绍的第二件文物，是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沃特曼自来水笔。

展柜中这件来自美国的沃特曼自来水笔，笔身总长12.9厘米，笔杆呈棕色，因为原来的笔帽丢失，现在看到的红色笔帽是后来配上的。

海伦在她的《延安采访录》序言中这样写道：“这就是我1937年随身带到延安的那支笔。就是用这支笔我持续不断地书写了整整4个月，为我的4大本书以及《现代中国妇女》和《中国工运》的部分内容记录下了充足的第一手资料。”

1936年9月，在丈夫埃德加·斯诺的邀请下，海伦来到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在与张学良的对话中，她感受到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想法，就在伦敦《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题为《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爆炸性新闻。这是对7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原因的首次公开透露。

1937年5月，海伦摆脱特务纠缠后到达了延安，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她采访到了埃德加·斯诺当时在延安没有采访到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民主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充实了《西行漫记》的内容，也为《续西行漫记》的出版做足了准备，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抗日物资铅块：支援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实物见证

第三件文物是一个铅块。赵腾介绍，抗战时期西安“八办”承担着三项重要工作内容，第一项是作为一个统战阵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项是作为一个抗日兵站，领取、采办和转运抗战物资，送往延安和抗战前线；第三项是作为一个红色革命桥梁，向延安输送爱国进步青年。

这个铅块就是驻陕办事处大车队为延安运送的抗日物资。铅块在当时属于禁运物资，可以用来制造铅印、子弹头、枪栓等。

1938年，办事处安排大车队为延安输送一批物资，其中包括面粉、被服、铅块等。为了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当局设置的检查站，大车队运输员席文昇将属于禁运物资的铅块放在了马车甲板的下方。

车装得很满，多出来的一个铅块没地方放，席文昇就将它放在了大车车帮的工具箱里，用泥土封住运往了延安，但因紧张匆忙在卸货时把它忘记了。

1988年，席文昇的儿子根据父亲的遗愿，把它捐赠给了纪念馆。它是驻陕办事处运输抗战物资、支援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实物见证，如今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华寿俊的羊皮大衣：因解决了“纸荒”，毛泽东赠给他的

第四件文物是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的羊皮大衣。

赵腾介绍，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封锁，粮食、物资尤其是纸张非常匮乏，每人每个月只有5张纸可以使用，严重影响了边区新闻、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

在这困境之中，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的华寿俊和妻子王士珍，承担了解决边区“纸荒”的问题。一天，他们在一次开荒劳动中，锄头被一种叫做“扯倒驴”的植物给缠住了，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扯倒驴”就是马兰草，在当时的延安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因为它的植物纤维韧性极强，连毛驴被它缠住都难以脱身，因此当地百姓把它叫做“扯倒驴”。经过研究他们发现，马兰草这种植物根须发达，纤维组织强度高，生命力旺盛，很适合造纸。

经过历时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马兰草造纸终于研制成功，从此被广泛用于边区报纸、办公和印制钞票等等，解决了一大难题。人们熟悉的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经典著作，比如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油印版本，都是由马兰纸保留下来的。

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由毛泽东亲自为他颁奖，并赠送给他这件珍贵的羊皮大衣。

2023年5月，华寿俊的儿子华晓宁将它捐赠给了纪念馆。

延安时期，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就已成为当时明确的指针。羊皮大衣背后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延安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益壮大的历史过程。

菲律宾华侨戴永美的归国证明：凝结着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

第五件文物是菲律宾华侨戴永美的一张“华侨回国证明书”。

“笑挂在脸上，沉重压在心底，这样年纪轻轻的，却偏紧锁双眉，朋友你说，血已快把人类淹没了，我们怎能没有仇恨，但谁也比不上我们愉快健康，因为我们已投身革命的战斗，让风暴再肆虐咆哮，也毁灭不了我们……”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侨青年戴永美在历尽艰难回到祖国后，穿上军装，在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后题写的小诗。清秀的面容，隽秀的字体，传达的是不怕牺牲、誓死报国的信念。

在展柜中可以看到，这张菲律宾华侨戴永美的“华侨回国证明书”，是由中华民国驻马尼剌总领事馆签发的，上面写着：“兹有华侨戴永美，年23岁，福建省南安县诗山太庭乡人，到馆面称现拟回国，请给以证明，以便国内海关暨沿途军警机关查明保护等语，合予证明以兹凭证。”

1938年，戴永美拿到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回国签证，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西安“八办”前往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0年，他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他发挥所长，四处奔走为延安军民筹备军需物资和日用品，同时还悉心培养商贸人才。在他的努力下，边区后勤供给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北京中央商业部第一局、第二商业部副处长、处长等职。

这张80多年前的归国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全世界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

赵腾介绍，西安“八办”承担着三项重要工作任务，其中包括作为红色革命桥梁，向延安输送爱国进步青年。根据记载，当时先后有2万多名青年学生途经西安前往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600多人是从海外归来的侨胞。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激励人心的故事。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