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抗战纪录片中的呐喊

盛世中国 如你所愿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经典里的历史回响

回溯抗战烽火。1938年，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应运而生。周恩来定名，袁牧之、吴印咸等电影人于艰苦中奔走，镜头定格下白求恩的仁心、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赤诚、战士奋勇杀敌的壮烈。这些真实影像不仅镌刻着烽火记忆，更化作穿透时空的呐喊，引领我们重返那个理想滚烫、热血奔涌的年代。

《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电影团于1938年10月至1940年3月拍摄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影片忠实地记录了抗日根据地民众的生活及延安的自然风貌，镜头里有奔赴延安的青年、令人敬仰的白求恩大夫、鲁迅艺术学院充满朝气的学生们，还有抗日军政大学里紧张的拼刺训练场景等。

深入平西游击区、抗日根据地拍摄大量珍贵镜头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为了记录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生活、战斗场景，党中央决定拍摄有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影片。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

《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1939年1月下旬，电影团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了贺龙、关向应等人及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在前线活动的镜头。此后，电影团又拍摄了兴县、临县、岚县一带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资料，包括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同年7月，电影团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迹，于是，电影团临时把白求恩加入到拍摄计划当中。10月，电影团来到了一军分区，拍摄了许多组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画面。后来白求恩牺牲了，电影团又拍摄了白求恩追悼会的珍贵场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主持召开了电影团总结会。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将电影团分为两组进行拍摄：一组由吴印咸带马似友、魏起携16毫米摄影机，深入到根据地最艰苦的平西游击区拍摄；另一组则由李肃带徐肖冰、吴本立携35毫米摄影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进行拍摄。1940年2月，李肃一组来到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资料。

后期制作在苏联完成

部分底片在战乱中遗失

1940年，鉴于条件有限，党中央决定派袁牧之和冼星海赴苏联进行电影后期制作，并考察和学习苏联的电影和音乐制作及管理。不幸的是，他们到苏联后不久，苏联遭遇德国法西斯入侵，《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乱中散失。冼星海也因战争苦难使身体受损，于1945年不幸在苏联病逝。

2020年，纪录电影《穿越烽火》开拍。该片讲述了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从拍摄到洗印、历经坎坷的故事。拍摄制作过程中，摄制组找到了袁牧之、冼星海入境苏联的记录，中共中央写给共产国际的密电，袁牧之、冼星海写给苏共的信件……

《穿越烽火》在延安拍摄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总是出现在拍摄现场，默默看着，不愿离去。后来才知道，他曾是延安电影团的邻居，那时候还很小。他说：“我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年轻，也是这样风华正茂。” 据人民日报等

>>拍摄故事

在炮楼里透过枪眼拍摄

1938年秋，随着电影人袁牧之与吴印咸等人携带着电影器材抵达延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从此开启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

创办之初，延安电影团面临极其艰苦的创作环境：全团仅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等6名核心成员，办公地点是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几孔土窑洞，设备仅有“两动三呆”（两台摄影机、三台照相机）。在党中央“用影像记录真实中国”的指示下，电影团迈出党的电影事业第一步，开始积极筹划拍摄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为获取真实素材，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大量镜头后，冒着危险穿越敌军封锁，进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拍摄。面对敌军轰炸，吴印咸不顾自身安危，用身体护住摄影机；在观察战场拍摄环境时，李肃被一枪打穿了帽子；为拍到真实的敌占区画面，徐肖冰在炮楼里透过枪眼拍摄……深入敌后拍摄危险重重，但无法动摇电影团成员们的意志和信念。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一次又一次拍摄任务，记录了许多将士英勇抗战的瞬间。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上，电影团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创新能力，他们独立完成第一部完整纪录片《南泥湾》，不仅记录了八路军第359旅挖窑洞、开荒地、修路筑桥、烧炭造纸，将“烂泥湾”变为“陕北好江南”的壮举，还记录了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场景。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电影团成员用镜头定格下无数震撼人心的瞬间。他们摄制出《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留存了《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影像资料。

这些影像作品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出发，跨越重重封锁，到达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进行放映，打破了外界对边区的信息隔绝，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支撑。 中国国防报

>>镜头背后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 有人历时11个月行程1万公里

“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自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以后，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奔向延安。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的4个月时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有一批上海的青年，历时11个月，行程1万公里，于1939年底才到达延安。他们表示:“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对于来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中共中央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电告林彪、罗瑞卿和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的中共负责人，指出抗大招收大批学生，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占了71%，初中约为30%。这些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大都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还有一部分人更为特殊，是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

为什么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一位青年的答案是，在南京，“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

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诗人何其芳描述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开创者、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答案是什么呢？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作出了回答。答案是延安有“十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没有官僚作风，没有不良风气，没有萎靡不振；有理想，有信仰，有民族的希望，这是延安让人舍生忘死奔赴的原因，也是不同时代人们的不懈追求。 据人民网、陕西抗日战争志

白求恩创造性地提出

“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1940年，党中央派延安电影团负责人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赴苏联进行电影后期制作，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乱中散失。幸好，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和吴印咸留了个心眼，怕远赴苏联的漫漫路途中有闪失，就留下了一部分素材。于是，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被留在延安，得以完整保留。

白求恩，全名为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1938年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他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辗转到达延安，并提出要到抗日前线去。同年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创造性地提出“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他一个月内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在广灵公路伏击战中，他连续工作40个小时，为伤员做手术71例；在冀中抗日前线，他4个月行程750余公里，进行战地手术315次……他还及时总结战伤治疗经验，编写了与抗战实践相结合的医学专著，迅速提高了八路军医务人员的战地救护水平。

1939年10月，日军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白求恩毅然推迟了回国的行期，坚守在战斗一线救治伤员。

这一次，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了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现属银山口村）小庙。“当时选择这个小庙，一是因为离前线近，便于救治伤员；二是小庙在村外而不是村里，避免村民遭敌人报复。”涞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部主编姚金山说。

战况激烈，王安镇据点的日军向孙家庄赶来，在越来越激烈的枪声中，白求恩坚持为最后一名伤员做完手术才撤离。不幸的是，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他的手指不小心被划伤，伤口在后来的救治工作中受到了致命感染。1939年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在中国期间，白求恩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打动，认为“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无私、坚决、爱憎分明”。1939年11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仍然表示：“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