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硕士“第一学历是专科”遭大厂拒绝

“我感觉这些年的努力，好像一下子全白费了。”7月的武汉，闷热的夏夜，小缪握着手机站在窗边，耳边反复回响着HR的那句话：“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

此时，他已经通过了这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却止步于入职前的资料审核环节。而在此之前，他已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通过五轮线上面试却止步于入职审批

“00后”小缪是湖南怀化人，2018年他考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意识到专科学历在求职中的局限，他决心向上走。2021年，他通过湖南省统招专升本考试，2023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北农业大学农艺与种业专业硕士。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专科三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三年，八年时间换来了一纸“双一流”高校的硕士学位。

直到毕业前，小缪并未因自己的专升本经历感到困扰。“我甚至觉得，大家都一样，只是努力的方式不同。”2026年的春招印证了他的这份乐观。小缪先后拿到了10家公司的offer，他最终选择良品铺子采购岗，月薪8500元。7月1日，他奔赴武汉，入职管培生岗位。入职没多久，有一天，他看到某头部互联网大厂招商采购岗招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力优秀者可适当放宽”。他心动了，于是投了简历。

通过简历筛选后，他经历了一次电话沟通和五轮线上面试，全部顺利通过。7月26日，他进入入职审批环节。他以为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便匆忙向良品铺子递交了离职申请，并联系了房产中介，准备寻找入职地的住房，他甚至还规划好了未来五年的职业路径。

没想到，三天后，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公司总部要求，采购招商岗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才能入职。很遗憾，你的入职审批无法继续推进。”电话里，HR语气里带着歉意，但小缪听到的却是一扇门轰然关上的声音。

“薪资可以再降一点。”他试图为自己争取被录用的机会，“我知道‘第一学历’不好，我已经在努力改变，给个机会吧。”他甚至提出可以先试用，结果没有任何改变。他不死心，又应聘了该大厂其他区域的相同岗位。简历通过后，他主动说明了自己专升本的经历，请HR先确认是否符合条件，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不满足统招四年制本科条件。

小缪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在他看来，五轮面试全过，证明能力匹配岗位，最高学历也达标，企业却因自己“第一学历”是专科，就否定了自己。“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小缪说，自己是全日制硕士，完全符合要求。进入入职审批环节后，他按要求如实填写了高中至今的全部学习经历，包括那段专升本经历。没想到，正是这段经历，触发了总部的驳回决定。

一场关于“出身”的集体筛查

“双非是污点”“二本有‘案底’”……近年来，这些自嘲频繁出现在社交平台。自嘲背后，有心酸，有愤怒，也有深深的无力感。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七成求职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333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64.9%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在遭遇歧视的类型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首位。65.4%的受访者坦言，歧视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

来自安徽的小桂，求学路径和小缪相似：专科、专升本、考研。今年，她投出五十余份简历，大多已读不回。有回音的企业中，五家明确提及“第一学历”问题。“一般不会直接说不要专升本，只是委婉表示需要四年制本科，自己也就知难而退了。”这种“委婉”，是她感到最无力的地方。它不写在招聘启事上，却藏在招聘的每一个环节里。

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也曾遭遇同样的经历。陈女士2013年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又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那年，她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offer，年薪40万元。为此，她放弃了其他机会。可随后对方却因她的“第一学历”，要求对其进行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至35万元。“我当时气炸了，就算找不到工作，也不去了。”陈女士说。

谁在制造“第一学历”门槛？

记者注意到，遭遇“第一学历”困扰的，基本都是研究生院校明显优于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应聘的多是知名度高、待遇优厚的大型企业。他们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那些本硕学校差距不大的人，对此相对无感，甚至部分本硕均出身名校的毕业生，明确赞同通过“第一学历”筛选。

“第一学历”歧视为何持续存在？前程无忧《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2017年至2026年，全国硕士毕业生人数从52万人增至111万人，十年增幅达113.5%。拥有20年就业指导经验的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褚庆成认为，当前就业市场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用人单位选择余地大，毕业生竞争激烈。“这种形势下，用人单位可能设置一些不合理条件，比如近年来多见的对专升本的限制。”

一位受访的HR表示，知名企业或热门岗位收到的简历常以万份计，在庞大的简历洪流面前，“第一学历”成为低成本筛选滤网——用本科院校、是否四年制本科一键过滤，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曾遭受过“第一学历”困扰的陈女士如今也成了招聘者，她认为：“企业把‘第一学历’当筛选工具，是为降低招聘成本，可这种简单粗暴的筛选，往往会错过真正有能力的人。”

“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本身就有误差。”褚庆成表示，学历只能代表阶段性学习成果，无法完整反映一个人的全部能力。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人才就业选拔中过于强调“第一学历”，甚至是“唯第一学历”，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破坏了人才成长规律。他直言，“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身论”，是“唯帽子论”，不是唯能力、唯本事，其危害已渗透至教育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

而被头部互联网大厂拒绝后，今年8月，小缪入职了老家湖南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岗位。这是一次被迫的转向。他有些后悔当初草率辞去了良品铺子的工作。至于被互联网大厂拒绝的理由，他至今觉得不合理，特别想问对方一句：“你们更看重能力，还是学历标签？”采访中，几位受访者反复强调，他们并非否认高考的价值，也不奢求所有企业无条件接纳自己，他们所求的，只是一个被公平考察的机会——不要还未看见能力，就凭多年前的一段经历，直接关上大门。“高考可以定义18岁的自己，但不该定义28岁的自己。”这是无数突围者心底最朴素的愿望。 综合海报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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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民事上很难追责

企业的招聘行为是否合理，求职者能否追责？

“在法律层面，企业的做法属于‘不友好’的招聘行为，道德层面会受争议，但民事上很难追责。”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巩晶晶表示，小缪经历五轮线上面试，并且尚未入职，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跃的主体，可以行使用工自主权，中途增加筛选标准，尚未形成“可以入职”的合理信赖。

巩晶晶分析，招聘单位经过5轮面试后才得出“第一学历”不符，可能是同等条件下，有多名面试分数一致的候选人，HR在后续考核中回归第一学历的筛查。“但企业如果有类似的考量，应当在招聘伊始，就明确告知应聘者会有类似考核条件，让应聘者自主选择是否投入简历。”

巩晶晶提醒，应聘者面临以下情况可向企业追责：如果该招聘行为均为线下，甚至跨城市等，多轮面试后才告知存在第一学历的考核标准，可以要求企业“补偿”相应的交通费；如果已发放入职通知，再告知第一学历不符撤销录用，涉及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缔约过失，应当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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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第一学历”锁死奋斗者出路

教育部早已多次明确表态，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从未有过“第一学历”的官方定义，官方人才学历认定始终以完整求学经历和最高学历为准。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多次发文要求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错误用人导向，202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更是明确划定红线，严禁用人单位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招聘条件。但在实际的招聘场景中，这些政策尚未完全打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所谓的效率不能替代公平，概率更不能直接定义个体。高考只是青少年阶段的一次阶段性学业测试，只能代表一个人十八岁那年的学习水平，无法预判其成年后的职业能力与长期发展潜力。

对企业自身而言，死守第一学历门槛，看似是在“优中选优”，实则主动局限了人才选拔的视野，错失了大量踏实肯干、潜力突出的优质人才，很容易造成人岗错配、人才浪费，长期来看完全不利于企业自身的人才梯队建设与创新发展。对整个社会而言，“一考定终身”的隐性规则，更是在严重消解终身学习的社会价值，最终削弱全社会的进取活力与向上流动空间。

目前反学历歧视的相关规定大多仍属于柔性倡导，缺少具体可落地的处罚细则、追责机制和明确的监管抓手，企业实施这类隐性违规行为几乎是零成本。而求职者遭遇不公对待之后，又因为这类歧视大多发生在私下沟通环节，取证难度极大，绝大多数人最终都只能选择隐忍妥协，这种普遍的沉默反过来又进一步纵容了行业乱象的蔓延。

就业公平是最基础的社会公平。破除第一学历的隐形壁垒，既需要企业主动摒弃粗放的标签化选人思维，建立起重能力、重潜力、重实绩的科学用人标准；也需要监管层面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约束规则、畅通维权渠道，让藏在暗处的隐形歧视无处藏身。 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