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能有害人之心才能换来一生坦荡”

从下乡知青到铁路技术员，从国企职工到个体经营者——74岁的狄和平，一生几经辗转，经历了社会的巨变。他下过乡，吃过苦，赶上过国企的黄金年代，也在改革浪潮中尝试“下海”。他在心里始终记着一句话：“做人要凭良心”。这句朴素的信念，支撑他走过风风雨雨，也让平凡的人生过得坦荡而有光。

刚出生时父亲遭陷害入狱

狄和平是西安人，出生于1951年腊月。父亲当时是《群众日报》（后改名《陕西日报》）的记者，还担任过发行科长。狄和平刚出生10多天，父亲遭人陷害受贿，被判入狱9个月，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平反。父亲入狱期间，家中遭查抄，一无所有，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只能求助亲戚朋友。

父亲出狱后被分配到印刷厂工作，“当时，父亲工资很少，我们家孩子又多，经常吃不饱饭。母亲找了块坡上没人种的地，开始种麦子。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别的娃都去看电影，我去坡上拾麦子。”狄和平回忆说。

“母亲虽没上过学，但过日子很会精打细算。父亲工作变动后只有微薄的工资，但她省吃俭用，仍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贴补家用，她还给多家双职工家庭看小孩，这才凑够了我们的学费。”狄和平说，衣服都是母亲做的，每月发的布票根本不够做衣裤，就把面粉袋染成黑色做衣服，衣服烂了就打补丁。母亲还经常带着他们去挖野菜吃，去菜农收完的菜地里捡菜帮子菜叶子，还会到豆腐坊买豆渣包包子。

家里地面塌陷房屋倒塌

1952年底，因家庭经济压力，狄家卖了东门外的房子，在东郊仁厚庄买了一院住房。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秋天，西安连日阴雨使屋顶渗漏，一个周六的早晨，父母带着哥哥姐姐外出买粮，只剩狄和平和弟弟妹妹在家，地面突然塌陷，土砖房整体倾倒。

所幸的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母亲扛着半袋子面，看到倒塌的房子，嚎啕大哭。

“顷刻之间，我们没了家。村民们帮着在倒塌的房子里把可用的东西往外扒，还有人从家里做好饭菜送过来让我们吃，帮扶我们度过了最窘迫的日子。无处可住，父母带着弟弟妹妹住进了养羊的房子，我则借住在隔壁大伯家。大伯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和大伯睡在马号里。”狄和平回忆。

房子倒塌后，心有余悸的父母下定决心要攒钱盖几间结实的瓦房。经过5年的筹备，从1967年开始盖房，以红砖为墙体、红瓦为屋顶，用时逾一年才全部完工。“当时，我们家攒点钱就去买点材料，用架子车到浐河去拉沙子，砖也是买最便宜的，攒了五年才攒够盖房的材料，最后才建成房子。”

当知青时成了“大厨”

1968年，就在家里新房落成的那一年，正上初一的狄和平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和哥哥一起到农村插队当知青。父亲找到学校校长，希望兄弟俩能互相照顾，将二人分配到同一大队。

“我们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我和我哥被分到乾县乾陵跟前的村子，待了一年半才回城。一个大队有十几个知青，啥农活都干，日子也不算苦，至少能吃饱肚子。种地、挑水、修渠，每干满10工分能挣到四毛多钱，我一天能挣六七个工分。村上对我们特别好，吃不饱跟队长一说，他就给拿些麦子和油，最基本的温饱能得到保障。”狄和平说。

谈到下乡当知青的那段时光，狄和平记忆最深刻的是曲折的回家探亲之路。“当时，坐火车8毛钱，坐汽车一块八，为了省钱，我都是坐火车，然后走十几公里路。每次到乾县都是晚上，漆黑中要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坟堆，每次都吓得拔腿狂奔……”

在下乡插队期间，狄和平还跟房东学会了擀面、蒸馍、烙饼，学成之后，他俨然成了大队的“大厨”，多次为大队十几名知青做饭。“当时，知青和村里人都知道我做的饭好吃，特别是擅长做面。到现在，我擀面手艺还在，很多老朋友周末都会来我家吃面，这都是当知青那会儿学的。”狄和平笑着说。

工友补课成了维修班骨干

1970年底，知青返城后，年仅19岁的狄和平被分配到西安铁路局西安机务段。几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电机组工作，这个岗位技术含量高，但他连初中都没上完，从未接触过电工理论，正当他愁眉不展时，遇到了高中毕业的工友吴学敏。吴学敏为狄和平开设补习课长达四年：从初一到高三的数学、物理、化学，一笔一划讲解，并结合电工实操，剖析发电机电路原理，直到狄和平掌握了关键电器理论。

正是这四年多的“师徒模式”教学，狄和平成长为铁路电机维修班组的骨干。1974年起，他多次获得车间优秀维修员称号，并开始担任班组小组长。再后来，他是机务段第一个考上电力机车电气技师的职工，成为车间有名的维修专家。

回忆起当年情谊，狄和平深情地说：“吴学敏是改变我一生的贵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成为最年轻的班组组长。要不是他无私传授，我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班组组长。他结婚后，还把妻子的妹妹介绍给我。”

1979年，28岁的狄和平步入婚姻的殿堂，迎娶了比他小三岁的信明珍，成为吴学敏的连襟。

“体制内创业”初试锋芒

1985年，因工作表现出色，狄和平从一线技术岗位调入铁路分局党委组织部，这也成为他日后踏入民营经济，走上配件制造之路的起点。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狄和平因早年在机务段时参与多个电子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尤其擅长各类技术配件的研究与制造，他敏锐地观察到铁路设备更新换代中的空白，便萌生了自己制造汞氙灯触发器的念头。

当时尚未全面开放市场经济，狄和平并未“下海”创业，而是利用现有体制资源，尝试在铁路局下属的机电配件公司进行合作。他提出由自己负责研发和制作机车配件，由配件公司代为销售，利润按比例分成。这一“体制内创业”的模式初见成效，不仅为配件公司创造了收益，也为铁路系统提供了实用而高性价比的零部件。

“那时候政策上是允许的。”狄和平回忆，当时不少铁路干部也在探索类似的经营形式。

然而，随着产品进入更多段场，也引发了一些“体制内外模糊”的争议。有人认为他借干部身份“便利推销”，甚至引起纪委关注，要求其做出说明。面对质疑，狄和平坦言：“我做的是货真价实的配件，没有贿赂，没有暗箱，只是技术出身想干点实事。”

从9平方米的小屋到自建厂房

随着市场环境逐渐放开，1996年，狄和平决定停薪留职，投身配件制造行业。

“我绝对是白手起家，那时候厂子还没有雏形，认证、批文、名称……啥都没有。”狄和平回忆说，“但我硬是一步一步追着流程走，办下营业执照，把厂办成了。”

妻子信明珍说：“刚开始，最初的厂房是我们的公租房，仅有9平方米，白天摆上工作台干活，晚上收起，再拉出铺盖当床。狄和平一个人能干十个人的活，几乎每天从早干到晚，送货、打包、谈客户，全靠他一个人完成。为了多挣点钱，他常常凌晨才回来，第二天还得一早出门。”

随着业务逐步稳定，狄和平卖掉了东郊的老宅，换取了8万元启动资金，这笔钱被用于在等驾坡购入两块“庄基地”。由于资金有限，他们请姐夫吴学敏免费帮忙画图纸，用最节省的方式盖起了一栋四层小楼，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像样厂房。

后来，狄和平逐步将企业从“作坊式”转为真正的小规模制造企业。2008年，他将公司从“小规模纳税人”升级为“一般纳税人”。

2012年，随着西安市东郊等驾坡区域被列入市政综合开发项目，位于该地的厂区被列入拆迁范围。在工厂被拆除后，狄和平用拆迁赔偿款在蓝田又买了块地。但他重新建厂之路并不顺利，各种问题接连而至，还因长期劳累和压力身患重病。

曾跳入未央湖搭救落水妇女

BB机被水泡坏也毫无怨言

4月15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见到了狄和平。他身形消瘦，头发稀疏，面色略显苍白，但精神状态尚好，说话语速平稳，思路清晰。

当天，狄和平家中来了两位老友。朋友刘福荣感慨万分：“我们俩认识了几十年，老狄是个特别好学的人，为人真诚，不张扬，人缘特别好，认识他的人没有不说他好的。那时候谁家收音机、电视机坏了，他从不推辞，总是免费帮人修好。”即便退休多年，狄和平依然热心待人。

“做人不能有害人之心，才能换来一生坦荡。”这是狄和平在采访中反复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速缓慢，却字字清晰，像是经历岁月磨砺后沉淀下来的体悟，也道出了他一生坚持的做人准则。几十年来，他始终坚守一份善意与诚信，对待他人坦荡真诚，也收获了深厚的人缘和诚挚的回报。患病以来，探望他的朋友、同学络绎不绝。

“人要有良心，你不害人是一条底线。你用真心待人，别人自然也会用真心待你。”狄和平说，他从年轻时起就坚信一个道理：做人要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他坦言，这些年也曾被人伤害过，但他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为人方式。“有人想害我，我还是用平常心对待。做人呐，不能因为一两个坏人，就丢掉自己的良心。”

狄和平还回忆起一段自己不求回报的救人经历。那是2000年春天，他和家人驱车前往未央湖游玩。刚到湖边，就看到岸边围着一群人，神色慌张。“听说是有位妇女不慎落水，我没多想，赶紧冲了上去，衣服鞋子都没脱，直接跳进湖里把人救了上来。”狄和平说，妇女被救上来后，亲属又着急地说她的包还在水里。他二话不说，再次潜入湖中，成功将包捞起。

“那时候还没手机，我随身带的BB机也被水泡坏了。”狄和平笑着说。被救者家属感激不已，一再追问他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但他和家人悄然离开，没留下任何信息。“救人是本能，做了就行，不图回报。”多年过去，他依旧轻描淡写地说着这段往事。

谈到人生感悟，狄和平笑言这一辈子“折腾”得够多，但也从来没后悔：“我是个普通人，只会踏踏实实干活。只有不停地学习和尝试，才能在时代大潮中少走弯路。”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袁金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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