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成为吃好玩好喝好的「三好学生」』

90岁的张懿谈笑风生，生活幸福。

她自嘲不仅个矮，理想也不高远，晚年更甚，只想成为追求吃好玩好喝好的“三好学生”。

也许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诚实，她才能对过往循规蹈矩的人生中弥足珍贵的闪光时刻记忆犹新，让人听来生趣。

3岁时父亲离开了她和母亲

“三岁时的一天，父亲抛下母亲和我，走了。”张懿说，“多年之后，这事儿才算有个了结。”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问她，这个事是不是心里的一个疤。

她乐呵呵问：“疤？什么疤？我记都不记得了！说实话，我现在想小时候的事啊，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张懿不知道爸爸的样子，家里也找不到爸爸的照片。“唯一的印象是：爸爸衣服袖子上有条纹，裤子后面有个一走路就咣当咣当响的东西，大概是刀套一类的。”

父亲的离开也许是张懿命运的第一次转折，但多年之后她才领悟到这点——原来爸爸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

“我只记得，妈妈在爸爸离开后落泪了，此后多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从没想过了解父亲，哪怕是过往，怕惹妈妈不高兴。”张懿说，日子虽穷苦，但妈妈还是抠着口粮供她上学。

“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八仙庵附近的学校读的，名字记不清了。我妈在爸爸走后，在西安一教会医院找了份卫生员的工作。我记得家里一口锅里的水总在咕嘟咕嘟响，妈妈总有煮不完的纱布绷带……”她说，“对了！还有西安解放那天，我一觉醒来，就听家里大人说‘西安解放了’！”

问张懿当时什么感受？她再次笑说：“我一个15岁的小姑娘，能有什么深刻感受！只是家里大人一直感叹。”

16岁时端上了“铁饭碗”

“西安解放时，我已经15岁了，那时算是大姑娘了，何况当时有些同学已顺利参军，我个矮，家里情况又特殊。”她坦言早记不得当时的心情，但估摸着肯定着急。

好在人都各有各的缘分。1950年年末，隶属于郑州铁路管理局的西安铁路分局第一次大规模招工。“一次招400人，相同的竖排繁体字的招工布告贴得满城都是，我就是在家附近看到的。”张懿说，“铁路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好工作呢！”

16岁的张懿拿着户口到居委会开了封介绍信，年龄按布告要求写成了18岁。

“我个儿矮、显小，所以确实有点假。我拿着介绍信到当时在解放路上的老铁路局报名时，人家不给报。我站那儿，看着报名的人一个个来了走了，止不住地难受，就在那儿抹眼泪。终于有位好同志说，‘来吧， 我给你报个名！’这把名报上了，当时也不敢跟人家道谢，后来想谢找不到人家在哪儿！”

报名成功后不久是考试，考政治和语文两科，一天考完。“我拿着准考证到位于尚德路的考点，那时轻易不进城，不知道尚德路在哪儿，觉得离家好远。”张懿依稀记得当年的政治考题，“有问答题‘对铁路的印象’，打勾选择题‘喜不喜欢铁路’，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填空题，我当然写‘毛主席’了！”她笑着回忆，“放榜那天就快过年了，我怕落榜，使唤表姐夫先去看，他回来说我考上了，名字在榜单中间位置。我一下来劲儿了，屁颠儿屁颠儿一路小跑，果然看到了我的名字，数了数，在400人的第154名。”

放榜几天后，正月初五就要到单位报到了。

“我记得表姐还给我做了顿肉吃，那时穷，吃肉就说明家里有隆重的事儿了，然后我就带着床薄被子、褥子、一个铜盆，以及家人想办法弄到的白布单子去报到了。没有枕头，棉裤一叠就当枕头了！”张懿说，“报到地点也在尚德路，到那儿我才发现所有录取的人中女同志不到40人。”

当天张懿和大家一起住进集体宿舍，接着是学习，为期一个月，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早上听报告、下午分组讨论，因女同胞太少，分组时都是10多个男的配1个女的，我们女同胞是宝贝儿。10天政治学习后，再开始铁路规章制度的学习，结束前还有一次淘汰考试，刷掉了好几个人！”张懿说，“其他人就开始分配岗位了。大部分女同胞都被分到列车段，仅有几位身体弱的分到电务段当电话员。直到在车上实习完，我才明白原来列车员简单说就是搞卫生！”话音一落，张懿又是一阵爽朗的笑。

她感叹：“我就算光荣地端起了铁饭碗！1987年退休时，我工龄37年，是那批入职的女生里最长的！老工人呐！不过，我自领工资以来都是一分不留地交给妈妈，我想买什么再找她支取，妈妈不容易，我必须对她好！”

那年春运掉落站台险遭不测

作为列车员跑了4年的张懿，先跑西安—宝鸡线，西安站开通长途线后，她一直跑西安—徐州线，也是当时西安站最长的长途线。

“我第一次戴着列车员袖标在车门旁迎接乘客时，就被调侃‘孩子，你站好，可别掉下去了’！谁知一语成谶，我后来真掉下去了。”这是至今仍让张懿心有余悸的经历。

惊险一幕恰巧也在蛇年春运，只是发生在72年以前，那是从徐州回西安的一趟列车，停靠在黄口站。

“平时，这个站停靠两三分钟，但当天每个站台都挤满乘客。原来1952年当地夏、秋的蝗灾让很多人填不饱肚子，竟有了‘坐车到西安发烧饼’的传言，每节车厢都是拼命往上挤的无票男女老少，连站在广播车车门前的我都被一哄而上的乘客们从站台和列车间的缝隙挤了下去。”张懿脸上露出一丝恐惧。

站台比她的胸部还高，用尽所有力气爬了几次都爬不上去。

“我就掉在车轱辘旁，命悬一线，车只要一开肯定会被压死。”张懿说，“算我福大命大，我被乘警看到了，他伸手拉我没拉上来，又被相邻车厢的列车员看到。但当时黄口车站的值班站长、运转站长全都没看到，行车信号已发，绿旗已经转了3圈，车头的司机已经拉尾，千钧一发之际，相邻车厢的列车员冲上车拉闸强行停车！我得救了！”

张懿的命用列车晚点2分钟“救”了回来，但晚点对铁路人来说也是大事儿。

“车还没到西安，铁道部的电话已经来了。当时，黄口站（现属于安徽萧县）隶属徐州分局，属济南铁路管理局管辖范围，我们则在郑州铁路管理局的管辖范围，两大铁路管理局迅速介入。徐州分局说他们没责任，西安分局则要求先把‘乘务员掉下站台的事说清楚’，后来还有调查人员找我复述现场情况，最终黄口车站的站长降为值班站长、值班站长降为扳道员，是相当严厉的惩罚了。”

这是后话，当时被从站台下拽上来捡条命的张懿连眼泪都没擦干便立刻回到工作岗位。“是真怕，也是真装没事，我想这就是我们铁路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我回到家，也不敢跟妈妈说起，怕她担心不让我干了。”张懿说，“过了好久才跟我妈说起。”

天兰线典礼列车的列车员

问张懿被挤下去时为啥站在不坐乘客的广播车前？这可问到她心巴儿上了。

“我曾是西安火车站001号广播员呢！”张懿一脸兴奋地说，“我妈是北京人。在当时以本地话、河南话为主的西安火车站工作人员中，我的普通话很标准了。”

张懿记得广播员是在西安站长途列车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才设置的。“我当时戴的红袖标上还有‘001’号呢！”她引以为傲，“各位旅客大家好，现在我向大家报告，前方停车站是西安车站，是我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请你们把行李都收拾好，准备下车！本次列车的全体乘务员向你们说再见，祝大家一路顺风、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说来就来的张懿谦虚地说：“有点记不清词了！说到这儿，我还得跟你说一说我们‘西安—宝鸡线的女子包乘组’，这条线是由3组女子‘包乘组’负责的，就是从列车长、列车员、行李员都是女性。我们是1951年5月1日正式上岗，每人胸前都戴了一朵大红花。光荣！当时西北人思想相对保守，在车上经常听到有人惊呼，‘哟！这车上都有女列车员了’。当时西北尤其农村，十五六岁结婚的女孩不少，火车上我们经常遇到年纪轻轻的女孩盘着头插根大簪子，这是当时结婚女性的标配，可她们的眼神里明显还很懵懂。”

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通车时，西宝线第三女子包乘组的全体人员作为典礼列车的服务人员，张懿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坐火车到宝鸡，再坐火车到天水车站，然后上了天兰线的典礼列车，车身挂着一圈一圈的红绸子，特别漂亮！天兰线的通车标志着陇海线的全线贯通，也是兰州第一次通了火车。”张懿说，“兰州站当时只能用荒凉形容。站台只有一个卖票的房子。不过，兰州站的工作人员很热情，还请我们坐了黄河皮筏子，很惊险很害怕！”

售票窗口邂逅一生的爱情

1954年初，岗位调动后，张懿成了售票员，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那时家里人开始操心我结婚的事儿了，我和老伴是在火车售票窗口认识的。”原来，张懿的老伴黄书琪当时在人民大厦负责接待，常要买火车票。

“买着买着，他成了只有我上班时才来，还常把他们单位的文艺演出票夹在票款里递给我。我有时不想理他，演出都在晚上，我还要回家吃我妈妈做的晚饭呢！”张懿说着一脸傲娇地看向老伴，“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好请假了，你还打听到我家去看我，你也不知羞！咋就老跟在我后头呢！”

1957年，两人的大儿子出生，后来又有了小儿子和两个闺女。

“现在都四世同堂了！”张懿对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老伴对我好，这么多年都是他做饭。哈哈！要是没有解放哪有今天的生活啊！你们年轻人懂不懂，我是真心感谢党啊!”

老两口拍合影时，张懿自然地靠在老伴身上，头也歪到老伴一侧。

退休后写日记，记完一本就撕掉

张懿对父亲的心结，也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突然造访的陌生男子而解开。

“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是遵循父亲遗愿从四川来西安寻找我的。”张懿说，“没想到，他在火车上的邻座恰巧是我西安机务段的同事。当时我常参加单位的文艺演出且是报幕员，有幸被很多同事认得。弟弟说了他想找的人后，这位同事便说‘我们单位就有个姓名、年龄、家里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的人’，弟弟一下火车就直奔当时已搬到友谊路的铁路局人事科，然后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

张懿记得妈妈一看到弟弟，就对她嘀咕说这是你爸的儿子。“尽管妈妈最后没原谅爸爸，但我和弟弟相认了，还称呼那边的妈妈为‘李妈妈’。”张懿说，“因为在弟弟口中我懂得了爸爸的不得已。”

原来，张懿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中的地下党，为共产党输送了很多药品物资，立过不少功，但在1937年一次任务中身份暴露，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往四川……

“临终前，我爸才告诉弟弟他在西安还有个家，希望弟弟能找到我们娘俩。”张懿平静地说起又感慨，“我们能在偌大的西安相认，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她走到书桌前，拿起毛笔写下“感恩，好好生活”几个字。

“毛笔字我是跟着老伴学的，我没功底，把家里订的报纸全用来写字了，一点不能浪费。”

她的书桌旁还放着个格子本，竟全是蝇头小楷，“我每天练3行！”

“我从退休起开始写日记，记一记我今天干了些啥，写完一本我撕一本。我不是大作家，不是名人，留给谁看啊？只是想让自己脑子和手动一动而已。”

她又顺手拿起靠在桌子旁的门球杆包，贴脸笑说：“这才是我的最爱！”

张懿门球打得好，退休前就考取了裁判员，还组织过全单位的比赛。她盼着天气暖和，就能下楼和球友们打球去！

“90岁了，我特别明白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了去了，咱普普通通又平平常常，把自己生活弄好弄得劲儿就行了，我现在常说我要做吃好喝好玩好的三好学生，这样我高兴，大家看到我也高兴！”张懿也许知道，这些可能正是她的长寿之道。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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