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健幸和她的“新碑林”博物馆

这些年，印健幸的名字跟在丈夫李鸿诚名字后，多次出现在“新碑林”的相关报道中。

但这次采访，我们只关注印健幸——这位身兼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馆长、妻子、妈妈、女儿等多重身份的70岁女性的人生故事。

>>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

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是一座民营碑林博物馆，2012年9月开馆，博物馆坐落在西安大明宫建福门遗址，印健幸是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负责人。

馆里收藏有百余座石碑，既有欧阳询九成宫碑、怀素千字文碑、柳公权玄秘塔微缩版碑、鐘绍京灵飞经碑等古碑，也有夫妇俩创作的一系列新碑。

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免费向大家开放。

“希望被更多人关注”

“时间真快！跨过2025年，我就七十一了。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搬到大明宫建福门遗址已经5年了。”近日，印健幸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

“老伴失明后，里外大小事儿只我一人操心、一人料理。我怕搬家，毕竟一些珍贵的物件只能自己上手，可馆里没有一件是轻的啊！”她的愁容只定格了1秒钟，一讲到石碑后立刻眉飞色舞，像是要把从石碑中获取的万般感受一股脑儿和盘而出一样。

她指着《志公禅师叹世歌》的拓片说，禅师的袈裟正是叹世歌的词围绕而生的，边走边大声背诵，“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这中间的关键词是‘败坏不如猪狗相，何不当初问志公……在生置下万顷田，死后只得三步地，宽八尺长丈二……’告诫大家死后什么都带不走，活着要做善事。”

她在《贵妃斜倚沉香亭》碑前驻足。“这是我们夫妻的作品，也是创作‘新碑林’的缘起，杨贵妃形象的石碑采用了阴、阳两种雕法，镜里的媚容、婀娜多姿的体态、背景的沉香亭、冰裂纹石的圆形窗棂都极尽繁复与奢靡，也与贵妃的花容相媲美。”

当下，她最想推荐的是馆里渐成气候的互动实践区。“我设计了多块包含生肖、祝福语的小方碑，想体验拓片的游客可在此体验并带走。你看，这一通是生肖羊（祥）驮着载有华夏文字的竹简一步一个脚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还有这个戴着‘年年有鱼（余）’肚兜的生肖猪，还采集苏轼字体祝‘国民丰安、国丰民安’，也是对今人今世的祝福。再看这通碑‘唐大明宫明大唐，丹凤朝阳朝凤丹，凤来皇都皇来凤，门迎贵客贵盈门’，这是我老伴创作的回文诗、藏头诗，简单易懂。通过文字游戏结合画面来激发孩子对碑石、制拓的兴趣。”

这两年，印健幸开始学石刻制作。“石碑就是古老的印刷机，石刻工的技艺、审美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她说，“我想再多制些好碑，希望被更多人关注。”

本是上海人 随父母到西安

“阿拉上海宁，侬晓得伐？”说起身世时，印健幸突然冒了句上海话。

“我家5个孩子，我排行老四。爷爷曾在上海一法国企业混得风生水起，外公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印刷厂。妈妈曾是上海火车站的主任会计，爸爸吹口琴、说法语，写得一手好字。1954年，根据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需要，举家来到西安。”

“父母都在建筑业，妈妈仍是会计，爸爸是施工员，月工资都接近100元，一度比单位领导还高，家里条件不错。”印健幸的绘画兴趣也从那时开始萌芽，家中保存的老上海的纸质包装袋和小人书是她的启蒙老师。

“袋子其实是以前外公印刷厂印的，黑底上印着红苹果、黄香蕉，那种鲜明的对比是我对色彩的最初认知。”印健幸说，“当然还有妈妈的言传身教。她虽是自学夜大毕业，却不管在上海还是西安都成为单位多个财务报表的设计人。她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我和爱人一起筹划‘新碑林’时得到她全力以赴的支持，她不仅出力还出钱，还喊来姐姐支持我，对家人说‘女儿干的是了不起的事儿’。”

因两块石碑启动“新碑林”

文革末期，印健幸进入国棉四厂工作，自幼喜好书画的她被选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接受培训，并与同样爱好书画的李鸿诚相遇相识。

“他当时已小有名气，创作的《愚公移山》《吕后画卷》《还我河山》《岳飞大战金兀术》等历史题材画作颇受好评，人也有点恃才傲物。培训老师正是著名画家康师尧，在老师和友人的撮合下，我们越走越近。”印健幸说，“一次，正处对象的我们一起逛兴庆宫公园，他指着沉香亭让我画杨贵妃，我便让他画秦始皇。”印健幸说，秦陵1974开始挖掘后，两人曾多次前往发掘现场。一个月后，两人互交作业并请康老师点评时，康老师建议他们刻成石碑。

当时，李鸿诚已从西安市特种工艺厂调到新风石刻厂（后改名“西安玉石雕刻厂”），石刻工很快将他的画作刻成石碑，拓片畅销海外，一幅卖到300元外汇兑换券，紧接着印健幸的画作刻成石碑制作的拓片，继续大卖。

“新碑林”的计划也在此时被提上日程。“拓片卖得那么好，厂里有想法，我们也才敢有念想。”上世纪90年代初，经几次调动，折损几年工龄、牺牲不少的印健幸，从原单位出走，准备为“新碑林”好好干一场。

“新碑林”之路困难不断

记者问她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新碑林”构想。“我依然认为，树碑立传是传统文化的最高标志，它以其特有的、隽永的方式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同时记录了书法艺术的变迁与发展，此外还承担着教育、教化的功能。”印健幸说，“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种种更便捷方式的出现，石碑文化一直被边缘化。但作为一种传统的方式，为何不能用石碑作为当下文化的载体呢，这难道没有价值？这难道不正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吗？”

一席话，彰显了她未老的壮心，竟丝毫没有被30多年的起落消减。“1983年，爱人做了青光眼手术，术后视力一天不如一天，1987年前后彻底失明。”她说，“但‘新碑林’的构想却蒸蒸日上。上世纪90年代起，先是原国家轻工部11号文件同意设此项目，并定为‘国内首创’，各级领导也先后开过几次推进调研会，连‘拨地’都一度提上议程。”

但往事亦有不堪。“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原单位的我从玉石雕刻厂整理出‘西安玉石雕刻厂唐都新碑林分厂’的一小块地方，作为‘新碑林’的实践基地，生产拓片的同时创作新碑，现在馆里展出的关公、饮中八仙、赵云八十不服老等石碑正是当时的作品。”她说，后来因种种原因，到了1996年，他们从厂里出来了。

印健幸一家连同他们的宝贝石碑被安置在广场社区。“搬迁时，有石碑遭到了破坏……”印健幸直言，每回忆一遍仿佛都在伤她的心。

现在，两人依然在此居住。

“有点愧对女儿”

煎熬才刚刚开始，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

“一方面安置的地方太小，石碑被堆集在一起无法制作拓片，生活来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石碑让周围邻居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印健幸说，“真是一言难尽，但说实话我们两口子其实无所谓，只是愧对女儿。我女儿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就是凉皮，我没时间做饭、也没钱买更好的……”

她回忆起很少吃肉的女儿吃了别人送的、两口子舍不得吃的一罐罐午餐肉后竟上吐下泻；还说起一次两人因为太忙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女儿画了一张落泪的仕女。

但一说起女儿的画，她又两眼放光。“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吧，女儿从小喜爱美术，我们也一直教她，但我们画的都是工笔画，高考必须得学素描等西方绘画技艺。自女儿上高中起，我真真是从牙缝里挤出钱给她报了个培训班。当然为了让钱花得更有所值，我几乎跟着女儿蹭了她的每一节课，学得不亦乐乎。”印健幸讲得也不亦乐乎，“考前最后一节课，老师给孩子们加课开‘小灶’，说要选一位同学做头像模特，让大家来画他来点评。我环顾教室，心想这时候哪个学生舍得浪费宝贵时间当模特呢？算了，这事还是我来！于是我主动走上台当了一次了模特。”

新碑想刻横渠四句

记者问印健幸“两个搞艺术的人怎么过日子”。

“其实我比他现实。比如，我很多时候翻字帖是为了迅速找到碑上要用的字，他则是恣意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随心而发。眼睛失明无法拿画笔一度让他十分痛苦沮丧，却挡不住他对艺术的继续探索。不能画他就写，家里很多纸上都有他灵感爆发写下的诗句，尽管行与行常常叠在一起，他还不停在心里、脑里构思新碑布局，尽管多数仅止于构思。”印健幸说，“如果说他曾是不会生活却才华横溢的创作者，现在80岁的他只剩下不会生活了，还有不少毛病，比如不愿运动。前段时间，他因心衰入院，我日夜伺候，他一出院我躺在床上歇着，除了照顾他就歇着，这两天才缓过劲儿。”

她还主动说新近的计划：筹划把宋代教育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刻成新碑。“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将横渠先生这震撼人世的四句以《诲公侯铭》的石碑再弘扬，一展古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这不正是石碑的价值吗？”印健幸说，“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项羽《垓下歌》‘时不利兮骓不逝’一句，加以‘骓不逝兮逆顺驰’证我心境。赵云80不服老，我才70岁。”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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