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

■都德龙

去年11月份出差去武汉，临出门的那个中午，父母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和父亲还喝了两杯。出门之前，母亲把刚刚在餐桌上才说过的一番话中的一句又重复了一遍——千万记得每天按时吃降压药。

应该是三年前，母亲得知我刚刚吃上降压药的时候，是极力反对的，说：“吃这个干啥？是药三分毒。”那时候的我，感觉母亲的看法让人费解，有病就得吃药，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母亲说：“你得少喝酒。”我说：“这应该是遗传吧，你和爸爸不是也在吃降压药吗？”分歧在你一句、我一句中得到了化解。然而在我的内心，是大概知道我的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遗传、饮酒、饮食习惯、性格，在这种“四合一”的作用下，得这种病症就理所当然起来。

说来也怪，容易让人遗忘的事情有很多。例如急着办一件事，忘记了吃饭；明明很遵守劳动纪律，上下班却忘记打卡；刚洗完脸，却找不到眼镜了……唯独这“吃降压药”一事，怎么也忘不了。为了验证这事，我从武汉返回的那天早上，将所带的两个整板降压药的颗粒数了一遍。出门的那天早上吃了一粒，返回的那天早上吃了一粒，29天，吃了29粒，不多不少刚刚好。

综上所述，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要命的事情，都会记在心上；而那些不要人性命的事情，偶尔忘记也无妨。

有病吃药，但剂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还得严守次数。对于这件事，我非常认真。比方说在女儿小时候，我去药店给她开药，时常遇见那种需要根据孩童体重换算的药。那个时候，我当着医生的面计算出来，然后让对方确认一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掏出笔，在盒子上做个记号。妻子对于我这样的认真，很是不屑，在她的眼里，这不就跟做菜一样，那些调料，要么“少许”，要么“适量”，要么“酌情”。总之，都是没有定数的，看着办就行。

我也遇见过“一药难求”的恐慌局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发烧，而我的症状更加明显，甚至到了吃啥都觉得苦的程度，急着满大街地找药房，终于找到一家有货的，对方只从盒子里抽出一板给我。我很诧异，他说：“还得留给其他人。”这样也罢，我是有大局观的。如此一来，我对这么多年以来所发生的“排队买口罩、食盐、醋、大蒜……”一事就不觉得奇怪了，毕竟“要命”是第一位的，只能怪我下手晚了。

我也有过“讳疾忌医”的时候，这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解的事情。前年体检，发现肺部有结节，嘱咐我半年之内复查。一直身体无大碍的我，陡然听此事，几天几夜地睡不着，拖延了半年也没去复查，后来慢慢将此事忘了。去年体检，肺结节反而小了一些，又嘱咐我一年之内复查。我想，这一定是我的不在乎让它渐渐离我远去。

那么我为什么不敢面对它呢？是对生存、健康的渴望，还是内心的不接受，抑或是在那半年以后的复查中可能出现让我崩溃的局面？然而这些并没有发生，我在此也不做推测了，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好。

但是我必须为我的“不敢面对”找到良药。我在畏惧什么？我在敬畏什么？我在追寻什么？三连问以后，我多想洒脱地劝慰自己，少一些计较，少一些恐惧，少一些患得患失。要多一些自己所悟所得的浇灌，要多一些对旁人走过的弯路的规避，要多一些上有老下有小、保重自己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碌碌中有些丁点儿的作为，才能让自己心安，却不理得。那仅仅是一种内心的踏实吧？

于是，我认为，时隔多年以后，我笔耕再启，又何尝不是在给自己喂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