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疗护你了解吗？

专家呼吁大力发展安宁疗护

让临终患者少一些痛苦与挣扎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消息，“安宁疗护”“住院单人间床位费”等36个项目纳入《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根据《指南》，“安宁疗护”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公众知晓率低，接受疗护者少

林康的父亲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得知父亲的病情进入终末期，林康打听到广东省某知名三甲医院的安宁疗护能够提高临终生命质量，便向医院申请入住，却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待至少两个月。

来自上海的王雪对此深有同感，她的奶奶是一名晚期心血管疾病患者，王雪向一家安宁疗护机构提交入住申请，可床位一直未能有空缺，“奶奶直到去世也没能等到床位”。

记者近日在北京多家安宁疗护机构走访时发现，其基本处于满床状态。还有多名来自广东、上海、湖南等地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表示，他们及身边其他患者接受安宁疗护的人寥寥无几，有些是因为没听过安宁疗护，有的则是迟迟等不到床位。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靓珺及其团队基于2002年至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对我国老年人死亡质量的微观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接近四成的老年人在临终阶段承受着痛苦，超过八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接近九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由家庭成员而非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照料。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共计4000余家；仅胃癌而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胃癌年发病人数超过35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6万人。两相比较，“4000余家”显得捉襟见肘。

传统观念禁锢，支撑资金短缺

“在传统观念中，大家都会认为要全力救治，安宁疗护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消极、被动甚至是‘放弃治疗’的行为，这种观念阻碍了安宁疗护理念的传播与推广。”深圳一家安宁疗护机构的负责人佟先生说。此外，在医疗行业内部，部分医护人员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同样存在偏差，一些医护人员往往过于注重疾病的治疗与治愈效果，忽视了患者在生命终末期对尊严、舒适和心理关怀的迫切需求。因缺乏对安宁疗护全面、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未能积极主动地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推广安宁疗护的理念与服务内容。

资金短缺是安宁疗护运营发展的另一掣肘。北京一家医院安宁科室的负责人王先生透露，依据DRGs（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标准测算，其所在科室一个月就亏损十多万元。所幸医院领导重视，在经费和人员配备方面予以倾斜并提供补贴，才让科室勉强维持运营。佟先生介绍，其所在机构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营，每年需要投入数百万元资金，用于设备购置、人员培训、药品采购以及日常管理等。但收入来源依靠极为有限的医保报销部分以及患者的自费支出，两者相加与实际运营成本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福利政策助力内地养老

《指南》提出，从医保政策角度，支持公立医疗机构补齐安宁服务供给短板，提升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目前，一些地区正加快安宁疗护体系建设。

今年10月，广东各地市部署开展安宁疗护服务试点，预计到2027年底，将基本建立覆盖全省、城乡兼顾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此前，深圳建立了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核心，以肿瘤科、疼痛科、老年病科等为支撑，以基层医疗集团为网络，延伸至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的“一核多元”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汕头、珠海等通过市级公立医院引领，推动安宁疗护向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延伸，建立安宁疗护患者转诊流程；东莞则以市级安宁疗护研究中心为引领，将安宁疗护服务向镇街医院、社区和居家延伸。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面对安宁疗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医疗机构等多方协同合作，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以推动安宁疗护事业更好地发展。（文中受访患者家属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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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摘录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中，除了建筑要求、内部配置要求等硬件设施外，还有人员配置方面的要求，其中提到：

遵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中的职称要求设置病区主任，病区主任应为获得麻醉及精神类药品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宜具有老年医学相关工作经验。医师应不少于0.2名/张床位。根据收治对象的疾病情况，可聘请相关专科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执业医师进行会诊。

病区护士长应具备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具有安宁疗护相关工作经验的注册护士。护士应不少于0.4名/张床位。

病区宜按照医疗护理员与护士1:3的比例配备医疗护理员。病区可配1名社会工作者。

组建安宁疗护团队，包括医师、护士、药剂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精神卫生工作者、营养师、医疗护理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安宁疗护团队成员应具有相应职业资质，并接受过安宁疗护培训。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