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步行4个月从甘孜到拉萨

“天黑黑，欲落雨……”说到高兴处，97岁的叶雪音用闽南语哼唱了一句小时候的歌谣，接着两手一摊、莞尔一笑说，“后面想不起来了。”

这位朴素而文雅、清瘦但矍铄的老人，亲历中国历史上多个关键时刻，在时代的洪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书写了一段平凡而又光辉的人生历程。

“父亲总叮嘱我要读线装书”

叶雪音，1927年生，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县。

“小时候，家里书架上有很多线装书，爸爸每次回家都叮嘱我去读这些书，可我看不懂也没怎么看，幸好他没检查过。我爸叫叶国庆，是厦大教育系第一届毕业生，后考入燕京大学师从顾颉刚、许地山教授攻读中国史，毕业后回厦大历史系任教。印象中，爸爸工作总是很忙，我10岁前大多数时间和妈妈、弟弟、妹妹在漳州生活，妈妈虽是家庭妇女却很善良、细心又温柔。爸爸那时一回家就给我们哼‘天黑黑，欲落雨’……”

而叶雪音现在对童年的大部分记忆都与日本的轰炸有关，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到：1938年1月，内迁后的厦大在闽赣交界的长汀复课。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我们全家也随父亲内迁到长汀，1946年7月随厦大回迁。我记得，1940年起（或1941年初），日本军机常在长汀侦查轰炸。1942年1月15日，日本投的燃烧弹让长汀最热闹主街——水东街瞬间成一片火海，那是印象中日本对长汀的轰炸伤亡很惨重的一次。”

“手里有点钱就上交党小组”

受战事影响，叶雪音多次转学。1940年7月，她从漳州东华小学转入长汀龙山小学，1942年7月升入长汀中学，1946年7月读完高一后，随厦大回迁返回漳州，在省立龙溪中学完成剩余两年的高中学业。

“那些年，父亲总提起陈嘉庚，赞他倾资创办厦大让像他一样的寒门子弟得以免食宿费念书深造。还不止一次说1940年5月陈嘉庚从延安考察归来，对共产党军民团结、抗战英勇、干部清廉的作风赞赏有加，到长汀看望厦大师生时说‘中国的希望和救星是中国共产党’。”叶雪音说，“我记住了父亲转述的‘中国的希望和救星是中国共产党’这句话。”

父亲的这些关键点拨，加上高中数学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周兴民的影响，林雪音在高三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周老师上课时常给我们宣传革命思想，带大家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因为我们是省立中学嘛，还经常到进德女中等市立中学发动学生上街游行。那时成为地下党员没有什么证明，连入党宣誓都是1950年补办的。至于经费更是没有，但党员都很自觉，手里一有钱就交给小组长支持活动，我也把父亲每个月给的4元零花钱攒下来交给组织当党费了。”

捐出妈妈给的金戒指抗美援朝

和当时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热血”也是叶雪音青春的主旋律。1950年，她如愿考取了从小就向往的厦大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却在次年初放弃学业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卫家园的决定，厦大校园里一时斗志昂扬，‘奥列格战斗队’‘任弼时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放弃了学业，报名去前线抗美援朝保卫家园。我先报名参加海军，因体检肺活量不合格，1951年1月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德语。”叶雪音说，“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北外的厦门籍学子纷纷捐出金饰等，我也捐出临行时妈妈给我的金戒指！”

已想不起任何德语单词的叶雪音还记得德语之“痛”。“单词分阴、阳，还没什么规律全凭记。”叶雪音说，“另外，当时是抗美援朝嘛，大家都想学英语好去‘抗美’。直到一位德语系的同学说‘我们学成了就是‘稀有动物’，并成了大家相互打趣的问候语。”

谁知后来，没成“稀有动物”的叶雪音被派到了连氧气都稀有的西藏。

步行4个月 从甘孜走到拉萨

昌都战役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签订。“时任西南外事处处长的杨公素被调回北京，并从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调了6名学员，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叶雪音稍稍竖了竖食指，自豪挂在脸上。

1951年7月，杨公素率18名日后成为西藏外事处骨干成员（除叶雪音6位同学外，还有人大外交训练班的学生和警卫、炊事、通讯员等）从重庆乘车出发，前往当时川藏公路的终点——甘孜海子山，然后步行进藏。1951年9月下旬，步行20余天后先抵达昌都。

“我们从甘孜就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服装、还戴了胸章，因为原本计划在昌都与18军的部分同志会合一起前往拉萨，却得知他们已先行出发，我们只能单独行动。”叶雪音说，“那一路，真是千山万水，风餐露宿。”

翻的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山，渡的全是水流湍急的大河。“翻山时由身材高大的男士开路，我们一只手拿手杖，一只手拽住前面同事的衣角，小心翼翼又格外团结；渡河时，有时是从铺在牦牛皮的木板上匍匐而过，因为牦牛皮是挂在悬崖两边；有时得攀着竹索桥，双手轮换一点点往前挪，不敢有丝毫闪失。过金沙江时，船夫跪在牦牛皮和竹子做成的皮筏里划船，我紧闭双眼只想着听天由命。”叶雪音说，“大概从德格县开始，沿途兵站布点就越来越少，每到夜里大家都合衣挤进帐篷里，由2人轮流值班站岗。轮到我和另一位同事值班时，突然半夜传来马蹄声，我俩紧张到大气不敢出，也不敢打扰熟睡中的同事领导，幸亏马蹄声渐远。惊魂未定的我们俩只能靠交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互相打气。”

1951年11月27日，步行四个月后，叶雪音等人平安从甘孜走到了拉萨。

“至今，大家抵达时高喊的‘布达拉宫’好像还萦绕在我耳边，不过我们抵达时十分狼狈，就像杨公素在《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中所写的一样，‘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为避免被当地人误解，只敢走小路先到西藏工委处等候安排。”叶雪音说，“对我这个东南沿海长大的小姑娘来说，走路进藏的一路都承受了空气稀薄带来的头晕胸闷。可回想起那段日子却总能想起艰险中的那些欢乐与甘甜。”

在艰难岁月里遇到爱情

也许对叶雪音来说，藏在西藏岁月里的甘甜之最莫过于遇到相知相伴的人生伴侣——谢均安。

当她正准备讲段故事时，67岁的儿子、退休教授谢异同插话说：“这段父母爱情，我晓得，我来讲吧。”其实，他只是担心年事已高的母亲说太多会累。

“我爸年长我妈2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德语系，1947年参加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同济大学地下小组，上海解放后调至南京二野情报处工作。1950年3月，我爸开始担任十八军英文翻译组翻译，1952年西藏外事处正式成立后，担任英文翻译。”谢异同说，“1953年我爸妈相识，次年结婚。光从学德语、进藏、外事工作这些相同的经历都让他们有了说不完的话题。况且两人还都不止一次提到，进藏就是抱着一辈子扎根奉献的想法去的。”

虽然他们不怕苦，但也真受了不少苦。

“当时，还有些反动分子提出‘饿跑解放军’，不允许卖粮食、柴火给解放军，我妈总说一件与‘开水’有关的事儿。因缺柴火热水很金贵，她有次却撞见直管科长用热水‘泡脚’，就立即质疑对方却遭回呛‘我这革命的脚为啥不能用热水泡’。我妈把此事报给杨公素处长那儿，对方才批评了科长的‘浪费’主持了‘公道’”。”

在陕西继续书写“藏汉情深”

叶雪音接着说：“1957年，我接受组织安排，与爱人调到即将成立的西藏公学任教。西藏公学1958年9月15日成立，1965年4月30日更名“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4月28日更名“西藏民族大学”。

她开始在陕西这片热土上播撒热血，续写藏汉情深。

“我和爱人都属于西藏公学的元老级教师，我们教出的‘元老’级学生先后有300多人参与了西藏民主改革——1959年的西藏平叛运动。”叶雪音说，“我们的第二批学员是西藏平叛改革后百万翻身农奴的子女们，他们中有3000多人来西藏学习。同时，为加快培养西藏建设所需的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学校提出要让藏语汉语双文盲的藏族学生4年完成6年的语言学习任务，以便他们快速进入专业学习。为实现这个目标，20多名来自不同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组成汉语教研组，我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虽然没有任何语言教学经验，但我英语、德语、藏文等多样的语言学习经历让我有了对比不同语言的意识。我组织老师们对比藏文汉语，旨在找出可用来指导教学实践的差异。比如，汉语动词在主语之后，藏语则在宾语之后……”

叶雪音说着皱皱眉头，用手指按按太阳穴感叹，“年龄大了，具体都记不住了！但我们老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尽一切可能创造使用汉语的生活工作场景和交流环境。比方说，我们带着学生到医院，告诉他们这是‘医院’，并要求他们写日记巩固……后来我才知道这与现在提倡的‘沉浸式语言教学’不谋而合。”

当然，真心的付出也换来骄人成绩，叶雪音培养的多名学生都成为西藏建设的栋梁。

“不仅为西藏民族学院创建了品牌，也得到学界专家同行的肯定。1979年，在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大会上，我代表学院宣读论文《四年教学使双文盲学生达到相当高小毕业水平》。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我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理事。我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素未相识的中央民族学院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马学良教授的肯定，他专门写信鼓励我。”

“别看年龄大 情系西藏呢”

1983年，叶雪音退休，此后长居西安。今年9月23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时，97岁的叶雪音依然可以不需要拐杖在室内自由走动，交流时也无需抬高声音便可对答如流。

谢异同说：“我妈除心脏装了个起搏器外，其他都是‘原装’，不止一个人说她耳朵好。其实我常发现，我们想让她听的她好多都听不到，不想让她听的‘悄悄话’她却全听到了！”站在一旁的叶雪音接话说：“我是心态好，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去。想听的听一听，不想听的就听不见！”说完，母子俩一起开怀大笑。

“别看岁数大，深情永系西藏呢！以前每隔一段时间看西藏卫视，现在视力不太好，也还总要听听西藏的变化。”谢异同从冰箱里拿出糌粑说，“这是她学生从西藏寄来的宝贝，运费贵得很，但学生希望老师健康这个心意更宝贵！”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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