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北川

■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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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我们约好在北川相会

唱不完的歌 跳不完的舞

蓝蓝的天啊 白白的云

我们在北川把梦追寻

山连着山来水连着水

心连着心来手牵着手

相亲相爱幸福相随

——歌曲《又见北川美》

1

初到北川的时候，我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在县城的每条道路上走了一遍。那是一个阴雨濛濛的日子，我没有打伞，踩着水，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和时有时无的雨丝，将自己融入其中。

临走前的夜间，我又沿着安昌河，穿越巴拿恰广场，把县城的道路走了一遍。华灯闪耀，寂静无人的大街空旷而宜人，小城进入到梦乡，安详而惬意。完整地漫行于大街小巷、河边山脚，心思浩渺而苍茫，会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体验到自己与这块土地之间融为一体，难分难舍的亲密。

这样的时间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后面的山坡上驻足一会儿，看一看朝日初升的清晨，万物复苏，夕阳西下的傍晚，暮霭渐起。这样的时间也是很少的，西南山中，晴少云多，更常见的是阴晴不定，淫雨潇潇。它们占据了一年中太多的时月，带来沉郁和凉薄的心境。“蜀犬吠日”这个成语在这里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因为长久的乌云遮日，一出太阳，狗都兴奋，汪汪叫，也是有生活基础的，倒不是那个后来的引申义。

上小学的时候在音乐课上学过一首川渝民歌，叫作《太阳出来喜洋洋》：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啷罗

挑起扁担啷啷扯，匡扯，上山岗欧啷罗

……

悬岩陡坎罗儿，不稀罕欧啷罗

唱起歌儿啷啷扯，匡扯，忙砍材欧啷罗

歌中有很多方言的语气助词，在路上与小伙伴奔跑的时候唱起，确实有种愉悦自得的快乐。那时少年的意气生动，直到在北川生活许久，才明白那是真正久在阴霾之中，陡然拨云见日、霞光满天所带来的振奋。阳光打在脸上、身上，整个人都耸然一震，几乎像竹笋拔节一样，抖落了满身的晦暗潮湿之气。

每当这样难得的时候，我站在后山山顶，眺望远山，目光越过城里的社区，越过安昌河边的树木，只见色彩浓淡不一的山脉，山脊起伏，随着距离拉远，从靛黛，到淡蓝，到如雾一般的青灰，而形成了如同水墨写意的画幅。晨曦从山坳间浮跃而出，金光瞬间让天地颜色突变，靛黛转为苍青，淡蓝变成蓝绿，而青灰则染上了细细缕缕的暖黄。那是最为诗性的时刻，日常琐务杂事，都被阳光下的远山洗净了。仰望天空高远，眺望江山平远，密林窅壑之处则是深远，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到的“三远”，都体会了一遍。

我也见过残阳如血，橙光在乌云背后折射半天明艳的情形，却没有见过城市的黄昏。黄昏消失了，黄昏同黎明一样，是白天与黑夜之间模糊而暧昧的分界线，处于明与暗、动与静之间，连缀起了两者，让它们成为难以明确切割的一体。黄昏代表了一种自然生成的时间感受。但是，城市的街灯与霓虹让这一切趋于消失了，没有过渡，夜晚业已降临。我再也没有像童年在田野中行走，陡然间天色一沉，黄昏来临的感觉。在城里，当天色暗沉下来的时候，灯光也就随之亮起了，它们照亮了黄昏，战胜了黄昏，让黄昏隐退了，就像机械工程、物理和化学让神灵和巫师隐退了一样。

黄昏的消失，内底里是城乡之别。张柠将其称为“土地的黄昏”：“将‘明’与‘暗’、‘动’与‘静’截然分开和对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与农民，而是城镇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镇彻夜不灭的灯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道虚无的边界。在那个由灯光和钟表的嘀嗒声划定的边界之内，我们看到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静穆的世界之中狂欢不已。这个喧闹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农民文化中的另一极，也是被‘生产价值’所抑制的一极，它只存在于农民想象的‘魑魅魍魉世界’之中。现在，它‘真实’地出现在土地上和农民的面前，充满了诱惑，犹如向他们频频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将他们从土地中连根拔起。毫无疑问，这个人为世界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土地和农民的边界越来越小，‘生产’的边界越来越小，‘劳动价值’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城市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消除了黄昏的景观，改写了黄昏的经验，它没有黄昏。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

生产经验让位于愈加明显的消费经验，自然时间被平均化和规范化，这一点甚至作用于原本作为时间节律和生息调节的节日之上。那些传统经验里诞生的节日，与自然的生产生息相同，呼应着天地山川、花鸟虫鱼的生命韵律，是劳作的间歇与丰收的庆典，是短暂的休憩与生活的调适，是狂欢的释放与娱乐的犒赏。它们如今也脱离了同它们诞生背景的紧密联系，被改造为表演性质的景观与形象，不在依附于自然生产与生活，而是从属于文化政治与工商业活动。

2

北川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年、六月六的大禹诞辰，都因应了这样的转化。大禹诞辰在盛夏，羌年则是深秋近冬，有庆祝丰收的本义，继承的是夏朝的规矩，以十月初一为岁首——如今将正月初一作为岁首是汉武帝时创立“太初历”的结果，后来在汉文化中沿用至今。

2022年10月25日是农历辛丑羌年，我招呼一起挂职的同事到山寨中体验了一下这个羌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庆典。上午9点多赶到寨子，山门口已经聚满了身着盛装的村民。少女戴彩帕、着红装，黑底红花裙上系着宝蓝色粉花腰带；成年妇女则是黄色粉花点缀的淡蓝裙子，外罩黑色红花白羊毛的小坎肩，偶尔有黑裙藕荷色花纹更为稳重的长裙和紫色头帕。女性的服装颜色鲜艳而对比强烈，相比之下，成年男性的服饰虽然也有蓝色长袍，但更多为米白色的裤褂，裹着黑头巾。独有释比穿着红白黑相间的法衣，头戴插着三只长长的雉尾的兽皮帽，手摇法杖和阴阳八卦鼓，领着一队头戴山羊角帽、敲着羊皮鼓的汉子绕着火堆和白塔行祭祀仪式，神气十足。

祭祀完天神，众人抬着水果和面食，跟着释比的队伍到“神树林”还愿，这个是羌年最重要的仪式还愿敬神，外来者往往会被其独特的仪轨所震慑。整个过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和铙钹共响，充斥于天地之间，填满了空旷的原野，驱散了寂寥与寒冷，形成了一个兴高采烈的氛围与场域，一扫深秋初冬的肃杀萧条，呈现为主客同欢、喜气沸腾的热闹场面。还完愿、敬完神，那就到了普通民众自己的快活时分，大家一起吃筵席，跳萨朗舞。

原先羌年活动只是羌族内部的节日，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也参与进来。村委会门口露天支起了两口大锅，煮着萝卜羊肉，还有烤制的羊肉，来的人不分彼此，见者有份。我穿得少，盛了一碗羊肉汤，滋溜滋溜喝下去，身上暖和许多，旁边一位羌族老爹看我胃口好，又给我添了一勺。他说，他们羌族人喜欢分享。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是啊，他们敞开心胸，迎接来客，众人共同分享收获和喜悦，在分享中会得到更大的愉悦。

羌年虽然只是一个小族群的传统节日，其演化与发展却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承载文化传统的综合体系，传统节日既包含着饮食、仪式、娱乐等多种活动，也蕴含着年深日久的文化积淀、情感生成和价值观念，同时还是凝聚社会群体、彰显伦理道德、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能够起到协调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越是综合地看、历史地看，越能认识到，传统节日不仅仅是“传统”，同时也是一种活生生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既有身体上休养生息的意义——通过祭祀、娱乐等活动来缓解疲乏，积蓄未来生产生活的心理能量和体力，满足人们定期进行身心调整、休息、再生产的需要，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商机——“节日经济”就是一例，更重要的，它也是一种文化理念和精神寄托的“再生产”，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人们的文化自觉，唤醒沉睡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认同。

节日如同语言文字，是人类具有指示和沟通作用的一种符号体系，构成节日内容的每一事物，都可以解释为一种具有传达功能的符号。意识到传统节日在文化象征、寄托情感、凝聚大众、弘扬传统方面的价值，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刺激下，重新发现本土传统节日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传统的恢复与“发明”，就是将传统节日作为凝聚点，通过周期性的活动，唤起人们对传统的敬重，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情感，实现其他文化形式难以实现的传承文化与强化认同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发明传统节日也是在重塑一种价值观。在节日带来的特殊的文化时空里，国家层面的文明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与平等、个人层面的爱国与友善，都可以在公共的互动实践中获得培育和彰显。这些年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层面的举措，就是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相关联。法定假日反映的是国家的价值取向，传统节日凸显的则是民族的文化意味，两者有一定重合，但并非完全相同。传统节日与现代法定假日结合，一方面，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通过民俗与仪式的传习增强民族认同，巩固现代国家观念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也稳固了文化根源、文化认同和历史延续性。相比情人节、圣诞节等外来节日，本土传统节日更具亲和力，不仅是“消费节日”，更是“文化节日”，所以我将羌年和大禹祭祀的展演性质，乐见其成地视为“流动的传统”。

3

节庆是整体均质化时间的例外状态，更多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不免重复的内容与刻板的流程，当我从办公室的电脑与文件，会议室紧锣密鼓的议程中，偶尔抬起头来，瞥见窗外的银杏树和淡青色的天空，有时候会有恍惚之感，还是感觉走在下乡的路上、脚踏在北川的土地上才是最真切的。

走北川带来空间的体验，就像我意识到北川的时间变化一样，它的空间也在重组与重构。许多时候下乡，我都会经过擂鼓镇，路上经常遇到络绎不绝的大卡车，运载着矿料呼啸而过。我对擂鼓镇的整洁风貌很是赞叹，李师傅就说，这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混乱，曾经有车匪路霸拦路抢劫。我完全想象不出来，那是一个什么情形，按照李师傅的说法21世纪以后才有好转，一方面是严打了几次，另一方面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经济状况好起来了。到2008年之后，风气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可能是地震受灾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让整个地方的道德风貌发生了震动和升华。

这些当然是我的推测，北川社会风气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打开了紧缩的发展空间，展现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带来了原本泛滥流溢的精力与智慧的转向。北川的封闭性在新时代全然洞开，以开放的姿态显示出新生的样貌。

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情感与情感的隔阂，往往来自于封闭、保守、与狭隘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这背后自然有地域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却是时代性的因素。

小时候父母忙的时候，经常把我送到十几里外的姥爷家住一个夏天或者一个冬天。对于懵懂的孩童来说，十几里外的地方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连景物和人们说话的口音都跟本村的人不同。姥爷家在三县交界地带，他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县的人，解放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才调到本市来，同我姥姥结婚后在这里定居下来。姥姥家兄弟多势大，一姓人就占据了大半个村庄，只有三户外姓人，所以即便姥爷常年在外开会、出差、办公，也没有多少钱养家，姥姥还是一个人养大了七个孩子。

我那时候对村庄的权力毛细管格局无知无觉，却敏锐地记住了一个词“外来户”。这当然是舅老爷、表舅他们逗我时开的玩笑，却也让我意识到一种因为姓氏差异所带来的区别。不同县域交界之地，往往是官方权力薄弱、管理体系容易产生推诿松懈的地方，同一个家族的利益相关与自我保护意识就会强化对于宗族的认同。

在记不清多少时光的姥爷家生活中，我跟村庄里的表姐、表弟、舅舅一块儿去放牛，到灌溉用的水渠下面冲澡，去池塘中摸鱼，在松林中寻找百合花……我发现，他们对同村亲友自不必说，对隔了几公里十几公里的亲戚也很亲切，唯独同毗邻而居的外姓人毫无接触，甚至都不怎么说话。实际上两家的距离也就是隔了一条村道，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觉得理所当然，并无异样，多年以后才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那些异姓人都是隔壁的陌生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从湖北还是哪里迁过来的，虽然同在一个“生产队”（这种组织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在1984年之后就没有了，转换成了村民小组，但人们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惯性地称之为生产队），但所有交集仅限于队里开会。偶尔我会听到姥姥说，那一家是“蛮子”，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从来没有来往过。我身子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的房子是背对着大路的，人也很少出门，只记得那家的男人终日阴郁着一张暗黑色的面庞。

那时候虽然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如火如荼，人们的流动性加强了，但是在偏僻的乡村里，经济状况仍然较差，甚至某个夏日夜间，我和舅舅们在院中搭凉席乘凉的时候，还听到门外树枝断裂的声音。打着手电筒出去查看，才发现有人偷摘梨子，把树枝弄断了。小偷跑了，姥姥家人的猜测中，罪名就按在了那家异姓人头上。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因为隔膜引起的。

(下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