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算盘

■王璐

老家屋内的土墙上，曾挂有一大一小两只算盘。时不时看见，总能勾起一些回忆。

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珠算跟写毛笔字一样，几乎是每天必练的课程。加减乘除口诀，我背得滚瓜烂熟，算盘却打得很一般：不是出错，便是太慢，手指不够灵活，或者大脑的指令不能迅速传递到指尖儿，这大概是我天生的缺陷。就像如今，跟朋友猜酒行令，我只能笨拙地手敲桌子，用“老虎杠子”来凑合，而总学不会划拳。

曾听母亲说，秋天里周岁“抓周”时，我虎头虎脑地坐在大蒲篮里，身边摆有核桃、书本、铅笔、算盘、尺子等物，伸手第一个去摸的就是算盘。用长辈们的说法，日后十之八九，吃的是与算盘有关的轻松饭。而实际上，我不仅没有甩掉“农民”这祖传的帽子，还误打误撞步入文学之路，与笔结下不解之缘。算盘打得远不如父亲。

父亲年轻时，正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当过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生产队长的他，识字不多，算盘在本队里却打得人人都服气。平时统工分、分口粮，算其它项目繁杂的账项，从来都离不开算盘。土地承包到户后，我们卖洋芋或其它山货，分好多秤称完后，往往不等对方用计算器算出，他噼里啪啦响的算盘珠子已经停下，手里就有了结果。双方一对，不多不少，在场者都对他刮目相看。

正因如此，他时常被大队叫去帮忙做年终、季末决算，一忙几天不回家，被我的母亲责怪为“老积极”。母亲这话，除了讥讽不无苦衷。尤其是土地到户后，我家分有一大一小两头牛，每年还喂两三头猪，家务之繁重可想而知。而我和姐妹尚小，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活自然全压在了母亲肩头。

俗话说人一天有三昏，算盘打得再精，也不可能没有出错的时候。父亲自然也不例外。有一回月底统计工分，就给西沟一户少了两个半。几天后复核发现时，及时给予增补，并趁在我家开集体会向其户主说明了情况。那对老夫妇目不识丁，本来啥也不知道，忽听如此一说，表情倒有点沉重复杂。父亲看得出他们的心病，只好翻开账本，拿来算盘，当面又算了一遍，才使他们彻底消除疑虑。

外公当年曾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们化庙大队唯一设点的信贷员，算盘打得也很好。印象中，他每算罢一笔账，右手指分开，抓住算盘梁猛地用力翻转，只听“唰，唰”两声，上珠下珠便整齐地靠拢在上下边框，如训练有素的士兵。 我想，父亲应是他的徒弟。不过父亲没说，我也从没问过。

墙上那只大算盘便是父亲留下的。以前，它一直在后檐空闲房间门侧的大铁钉上挂着，不知被他用过了多少年，品相依然完好，拂去尘灰，珠子黑亮黑亮的。手指轻轻拨动，珠子触碰上下边框时发出的声响，浑厚、脆亮，足见其木质与那只小算盘的天壤之别。边框为暗红色，该是红木吧，听说用来加工手串珠子漂亮。为此，我不止一次从墙上卸下过，却又都原样将它放回。

那只小的，长短大概仅有大的一半，珠子也略小一些。它是我上小学高年级时，靠挖药攒钱买来的。之前学识数和加减法时，我们的基础工具，是在老师的要求下，父母用韧性较好的树枝——柳枝，桃条，或竹棍，弯成弓形，在用线绳紧绷的弦上，穿十或二十个珠子做成的。“珠子”有指蛋儿大的小土豆，板栗，豆粒，还有粗糙的小木块……可谓简陋至极。那时候，即使几块钱的算盘，对于山里的孩子，也是一种奢望，要等上了高年级，才有资格拥有。

突然又想起一桩赔算盘的旧事——那是正式开始学算盘的学期，大约是升四年级不久的那年秋天，我用的是母亲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一个旧算盘。一天下午放学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便上树想摘个柿子充饥，没想到“咔嚓”一声脆响，我已随脚下的一根枯枝凌空落下。所幸，不算很高，且树下是一大片苞谷，只是手臂处皮肤划破了一小片。但上树前忘了从身上取下的算盘却摔断了两杆，珠子在包谷地里滚得东一个西一个。我满头大汗地趴在地上找了半天，最终还差两颗。回家后，我装作若无其事，但母亲还是发现了坏算盘。在她的拷问下，我只好谎称是走路摔了，而隐瞒了爬树摘柿子的事。母亲扔了手中扬起的扫把，阴沉的脸满是无奈。

第二天，正遇铁峪铺逢集。父亲将两捆干烟叶拿去卖了，回来时，买了一只大小跟那只差不多的算盘，才给人家归还交差。而摔坏的算盘，又被父亲削了竹竿，用梨木做出两颗珠子在土漆里蘸了，修好后坚持用了快两年，直到我小学毕业。

前年元宵节，家人打电话说，老家的门被撬了。回去后我才发现，母亲锁着的两只木箱，已被翻了个底朝天。针头线脑，旧布纸片，杂乱不堪。但谁还会挑这近乎废弃的旧宅下手？我们发现并无重要财物损失，便再未追究。

前些日子，巷子里有人收购旧算盘，顺便问了问，据说那两只算盘大概价值两百多元。再回去，特意去找它们时，才发现已踪影全无——应该是那次被盗贼顺手牵羊了，不免觉得可惜。

如今，转眼父亲已离世四个春秋。倘若算盘还在，我肯定是不会因为几百块钱而轻易出手的，毕竟，它们是一个时代科技与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承载着关于父亲和我太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