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情结

■汪清龙

我家是村里较早装电话的人家，那是公家为方便当村支书的父亲的工作而安装的。父亲患病去世后，那根电话线也就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机关单位装有电话。普通人打长途电话，需要去邮电部门，打长途电话相当的麻烦。当年，大妹一家去新疆打工。每次电话联系时，需要去乡邮电所填单子、缴费，由邮电所工作人员拨电话到新疆南疆某县，县里再拨通邻近中学的电话，再由学校传达室师傅叫妹妹或妹夫接电话。一趟电话打下来，少说也得几十分钟。中间任何环节出问题，便只好白跑腿了。

后来上军校其间，学校安有总机，学员队装有分机，电话由文书管理，学员须得到队领导同意方可打电话，而且仅限于学员队之间联系。毕业到了部队后，团以上机关装有总机，部门或下属单位安有分机，打电话方便多了，当然主要是内部工作联系,向外拨电话是不允许的。要某个部门或单位的电话时，先拨通总机，由接线员将塞绳插入那个单位对应的插孔内，然后振几次铃，待对方拿起听筒，电话就接通了。再后来，部门之间可以直拨电话，电话机也从转盘向按键进化。保持架于野外的空明线畅通，是通信部门的重要职责。一次天下大雨，我所在单位与机关的电话线突然中断，而第二天就要搞战备演练。担任“兵头将尾”排长的我，带领电话班三名战士，沿电话线路一段一段巡查，终于排除了故障，我们四人也被浇成了“落汤鸡”。

当时，社会上无线通话的早期产品“大哥大”已经出现。那些手持时尚通信设备的款爷、大腕，站在城市标志性建筑前或街道拐弯处等显眼位置，将机子横着举于肩头打电话，甭提有多神气了。

九十年代中期，BP机开始流行。早期是数字机，人们互相记下对方的传呼号，联系对方时，打电话于传呼台留言，对方接到传呼信号，回拨传呼台“复台”，就能获知传呼人留的信息。当时空军的军以上机关建有“华英台”，用内部电话拨台号留言，沟通联系十分便捷。后来，数字机被汉显机取代，我的传呼机是“摩托罗拉”双排汉显机。打传呼时，直接在传呼机上留言，对方查看便获知内容。

为适应人们对电话通信的快速增长需求，电话机终于走上了街头，许多临街门市都装有电话机，打电话时按距离和时间付费。再后来，在城镇街道安装了磁卡电话，个人办充值磁卡，插入磁卡拨号就可以了。只是对方如果不在电话机旁，或者等候对方回拨电话，就要在磁卡电话亭旁耐心等待。演员李小冉和邵峰演的小品《午夜电话亭》，就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随着网线布局密集到位，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再是梦想。电话先在城市普及，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装了电话。部队在城市区号前加特定数字，便可以实现军地电话互通。因为有初装费，农村地区的电话安装不如预期。后来国家不仅降低了初装费，还给予安装的家庭适当补贴，促成农村地区电话安装着实火了一阵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理想实现了。

手机进入人们的生活，是个体通信领域的重大变革，那遨游天上的通信卫星、高耸地上的铁塔、三大运营商既竞争又合作，使得两点之间的无线通信变为现实。二三十年间，手机产业发展相当迅猛，特别是智能手机出现后，无论是通信还是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和快速的改变。我的首部手机是流线形的NEC机子，接下来又以两三年为周期，相继换用了进口的三星、爱立信、摩托罗拉和国产的小米、华为等手机，妻子和女儿还用了苹果手机，而母亲用的一直是老年机。我们亲历了手机个头从大到小再到大，机型从推盖、翻盖再到直板，价格从几百元、几千元再到上万元，话费从上千到几百再到一两百，功能从单纯通话到拥有发短信、拍照、录视频、微信、打字、编辑、计算、定位、测量、聊天、听广播、看视频、打游戏、导航、付费、网购等几乎无所不能的巨大变化，一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如今，人们出门只需带上手机，吃、住、行等几乎所有的事情就能轻松搞定。不久前听到一种说法，外国人来华不似以前那么踊跃，倒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不适应中国带部手机就出门的生活节奏。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后，外国人带手机出游也变得简便易行，他们来华的积极性又随之高涨了。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们的电话情结，变成了对手机的深度依赖，如果哪天出门忘带手机，就仿佛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手机已经成了人们最亲密、最离不开的伙伴，许多人无时无处不在玩手机，公交车内、地铁里、大街上都是一片片的低头族。手机影响了老中青少几代人，特别是因过度看手机，导致孩子学习被冲击，人们视力严重下降，家庭成员亲情疏远，街面上的事故增多，电视、图书、音响、出版、邮政等众多行业和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手机似乎变成了罪恶之源！唉，没有之时渴望手机，拥有之后迷恋手机，人们爱不起、离不开的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