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木的刻度

■郝东磊

那副算盘，挂在西屋土墙上，像一片枯木悬在岁月的夹缝里。算盘框是用老槐木所做，经年累月，漆皮剥落处显出斑驳的纹理，珠子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浮着微光，似乎尚存着手心的余温。

父亲这辈子没出过远门，却带着这副算盘走遍了全村的朝暮。他曾是生产队的会计，从集体工分到包产到户，手中的账本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这副算盘始终放在桌上。每天清晨五点，我常被清脆的噼里啪啦声唤醒——那是父亲每天的功课：洗手、焚香、拂尘，然后拨动算珠，核对前一天的账目。那声音清脆有力，极有分寸，仿若春蚕食叶，恰似细雨敲窗，在安静的屋檐下敲出一种沉静的秩序。

在父亲面前，那一沓沓账册，各色笔迹交错，数字如藤蔓缠绕。他稍作凝神，手指便在算盘上翻飞，珠子噼里啪啦，密而不乱，霎那间，总数便跃然纸上。村里老人常说：“老郝眼皮一眨，这些账就清得明明白白。”

我曾困惑，为什么父亲宁愿熬到半夜，也不许母亲翻看账本。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账，是一份托付。村集体的每一笔工分、每一斤谷粮，都连着一家人的命脉。他曾为查一户村民少记的七分工，淋着暴雨翻过两座山，回来时成了落汤鸡，感冒好几天。旁人笑他傻，他只说：“心一旦偏了，手也就黑了。”

我的算盘课，始于七岁那年。煤油灯下，他把算盘放在盘着的大腿上，“一上一，二上二……”他每念一句，手指就轻推一珠，动作缓慢而稳健。我学得太慢，常把五当四的进位弄错。他不急也不骂，只是用手指轻轻一拨，将错珠纠正，然后说：“算盘不说话，但它最懂人心。你诚，它就准；你乱，它就哑。”

有一年家乡大旱，村里粮库见底。父亲在灯下翻账，彻夜无眠。晨曦中，他拎着算盘去找大队书记，声音平静：“三队张友根家，按原方案分粮，差四斤一两。得补。”书记摆手：“差几两，哪有人计较？”父亲站着没动，说：“差一分，也是亏欠。欠了人家，就亏欠了天理。”

那天，他没打算盘。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西南角一棵老榆树，傻傻发呆。我第一次看见他背影里的沉重，不是辛苦，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压着——像一个人独自扛着将倾的屋梁，明知扛不住，也不肯放下。

后来，计算器来了，算盘开始被淘汰，村里也来了年轻的会计。父亲退了下来，他的算盘被挂在墙上成了摆设。偶有孩子来嬉闹，偷偷取下来拨弄几下，父亲悄然站在远处，不拦，也不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眼神游离，似乎在看一段走远的光阴。

如今，我在城里书房的墙上也挂上了这副算盘，是父亲临终前亲手交给我的。我不用它算账，但每当写作到深夜，毛躁不安时，只需抬头看它一眼，心便安静了。那不是因为它能算出多少，而是它让我记得——人活一世，要对得起那些看不见的账目：良心的，道义的，血脉里代代相传的清白。

算盘声远，但回音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