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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暨社员作品展』开幕

陕西印学正在崛起

“四十年来为中国当代印学发展贡献卓著、名家辈出、引领风气。”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为终南印社题词。

11月23日,“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暨社员作品展”在西安亮宝楼开幕。展览由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终南印社、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承办,旨在隆重纪念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弘扬中国篆刻艺术,增进省内外篆刻艺术交流。

>>现场

300多件作品

共贺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

1979年,李滋煊、陈泽秦、刘自椟等17位热爱篆刻的书法家、篆刻家在小雁塔成立了终南印社。实现了印学团体在秦汉印的故乡——陕西这块土地上零的突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印社,终南印社甚至比中国书协成立得都早,现在已经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学团体。”著名篆刻家、终南印社社长魏杰表示。

在评论界,提及陕西艺术界的两面旗帜,一是“长安画派”,二就是“终南印社”。在致辞中,魏杰表示,终南印社一直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名家辈出,40年来,始终坚持篆刻艺术创作与研究,为陕西篆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些年来,更是积极开展国内外篆刻艺术交流活动,为推动国内外篆刻艺术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览开幕式由终南印社常务副社长、陕西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岐岖主持,终南印社名誉社长赵熊、西泠印社代表社团处处长王丽艳、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建贡、陕西省文联专职副主席陈谦分别致辞,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终南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张哲宣读了新社员名单。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理宣布展览开幕。

此次纪念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四川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郭强、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中流印社社长昌少军、宁波印社社长蔡毅、南京印社副社长林尔等外地嘉宾代表,终南印社已故社员家属代表,文化艺术界及社会各界代表与会。

作为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暨社员作品展”更是集合了国内著名篆刻家及终南印社社员300多件作品,其中不乏韩天衡、陈振濂、李刚田等大家作品,作品风格各异,或厚重,或精巧,或拙朴,或俏丽,以独有的方式庆祝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吸引了数百名书法篆刻艺术爱好者观展。

>>评价

陕西印学因终南印社再次崛起

著名书法家钟明善题“金石永寿”,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题“印坛北斗”……在展览现场,华商报记者看到,全国篆刻界都给予终南印社以极高的评价。

作为终南印社的发起人之一,西泠印社理事、终南印社名誉社长赵熊非常激动。他表示,终南印社的成立,既是陕西文化历史厚积薄发的一种必然,更是我国进入新时期的一种文化回响。终南印社成立之初,没有人奢望她能坚持、成长达40年之久,且前程可期。终南印社四十年的坚持,是全体社员团结奉献精神聚集的结果,这种有着人文自觉和集体表征的辉光,契合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终南印社不仅是篆刻家成长的摇篮,也是培育新人的课堂。40年不是终点,历史还将延续。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未来,但我们已经书写了历史。”

“方寸小天地,篆刻大文章。”开幕式上,陕西省文联专职副主席陈谦表示,“印宗秦汉”,终南印社生长在陕西这块文化热土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践行着自己的责任。终南印社40周年庆祝活动,不仅是缅怀先贤,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建贡在致辞中表示,因为终南印社的存在,陕西已经成为了西北篆刻重镇,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印学团体。陕西作为秦汉印的故乡,经过2000多年的蛰伏,随着终南印社的成长,意味着陕西印学正再次崛起。在开幕式上,由终南印社编辑的《终南印社40年:篆刻集》及《终南印社40年:文集》也正式面世。据了解,“篆刻集”汇集了“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暨社员作品展”作品,“文集”尤重对终南印社老一辈艺术家文章的汇辑、整理,同时,也特别注重对新人的发掘与鼓励,希望以此来寻绎、塑造终南印社的学术精神,推动印社的创作与学术研究。

终南印社常务副社长岐岖表示,通过系列活动,可以预见终南印社将会不辱使命,在前人不断积极探索进取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开创篆刻艺术新篇章。 华商报记者 吴成贵

>>人物专访:魏杰

使用印章既神圣又有仪式感

1979年,终南印社成立的时候,魏杰17岁。5年后的1984年,从小就喜欢书法篆刻的魏杰加入了终南印社,直到现在,成为终南印社资历最老的社员之一。

作为终南印社当下的“掌门人”,在庆祝终南印社成立40周年的特殊日子,在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时,魏杰直言,虽然发展历程充满了“艰辛和不容易”,但已具备了仅次于西泠印社影响力的终南印社未来可期。

谈终南印社:终南印社要做自己,未来可期

魏杰是终南印社继李滋煊、傅嘉仪、赵熊之后的第四任社长。其成长轨迹,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终南印社的成长轨迹。谈及终南印社40年历程,虽然魏杰多次提及“不容易”,但对于当下的终南印社,他却是满满的欣慰,字里行间,更多是对终南印社未来的期待。“未来可期”,彼时,不再是一个口号。

华商报:作为终南印社当下的“掌门人”,你怎么评价终南印社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

魏杰:从1979年6月,李滋煊、刘自椟、陈泽秦、黄永年、宫葆诚、张范九、曹伯庸、傅嘉仪等17位先生在小雁塔成立终南印社开始至今,终南印社一直在艰难的状态下求生存,并没有获得太多外界的支持,几乎靠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坚持了40年。

我是1984年加入终南印社的,那时候举办活动,都靠张范九先生挨个写信发通知。为了张贴展览的海报,我和赵熊提着浆糊桶,趁晚上人少的时候偷偷摸摸贴在各个电线杆上。那时候,终南印社归属省美协管理,社员也就三四十人,自主权并不强,各种条件也不好。

上世纪80年代初,几乎没有卖章料的地方。幸好当时环城西路有一个特种工艺厂,堆积着大量的寿山石、青田石,用来制作屏风。于是,有心人总会发现终南印社的社员,动不动就在那里活动,走的时候,袋子里总是鼓鼓的,里面装着章料原石,我们几乎都被保安逮过。

现在,篆刻作为一种艺术,也可以作为谋生手段。而最初,印人如果想靠篆刻赚钱,似乎只有投稿出版获取稿费这一条路。

终南印社真正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走向国际,主要还是因为第二任社长傅嘉仪。傅嘉仪是个闲不住的人,在他的运作下,终南印社经常和日本交流,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几年,终南印社和日本印坛的交流,也多因为当年积累下的资源。而随着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成立,终南印社和该馆几乎一体化,让终南印社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因此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华商报:提到印社,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西泠印社,并对终南印社充满期待,希望终南印社成为下一个篆刻文化的圣地,那么,终南印社会成为第二个西泠印社吗?

魏杰:其实终南印社就是终南印社,并不一定要成为第二个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说到西泠印社,之所以现在影响力那么大,有一点非常重要——杭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终南印社作为一个民间团体,不管是资金、场地、出版等,基本靠自筹,这对艺术家而言,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虽然陕西是秦汉印的故乡,“浙派”创始人丁敬曾打出学术口号“印宗秦汉”,对于秦汉印的发源地陕西,近现代篆刻家是带着朝拜心理的。西泠印社强在明清,终南印社强在秦汉,各有所长。如果终南印社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给予足够的支持,终南印社未来绝对可期,可以成为陕西的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当然,终南印社的篆刻家们同样需要时刻警醒自己,同时需要走出去,尤其是年轻的篆刻家,要多和外地的篆刻家交流。

我记得2020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曾经举办“全国青年篆刻家作品展”,我、赵熊和张哲分别提了两名陕西的青年篆刻家入展,结果开展当天,6位入展的青年篆刻家一个都没来。我当时就很生气,篆刻艺术不能固守在一个地方,必须突破城墙,走出去,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谈篆刻文化:篆刻的当代性,存在即合理

印章,在古代,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同样也是诚信、身份的象征。但随着时代发展,篆刻的实用性慢慢被艺术性取代,篆刻到底是该登堂入室进入艺术庙堂,还是用起来,让一件事因为印章、因为篆刻文化而充满了神圣感和仪式感呢?作为一名印人,魏杰认为,虽然篆刻家不用迎合社会、大环境,但创新不可少,必须赋予篆刻艺术更多活力。

华商报:在古代,印章更多时候具备实用性,哪怕是皇帝玉玺。而在现代,印章更多是以艺术品的方式出现,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魏杰:在古代,印章是权力的象征,上到皇帝下到各类大臣,都有自己的专属印章。其实,现在在韩国、日本等地,其用印的频繁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日本为例,在日本街头有非常多的印章铺,日本人也几乎人手一个圆章,用于各类场合。反倒是我们现在用章越来越少,少了一种神圣感,也缺乏仪式感。

篆刻,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依附于书画存在的。这些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人们对篆刻艺术文化了解慢慢加深,在各个机构、印人的努力下,篆刻才慢慢脱离书画,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篆刻从实用性转向艺术性,主要还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但这是时代的选择,印人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每次看到已经变成一个“戳”、又圆又笨的公章,我都特别难受。要知道,不管唐宋还是明清,几乎所有的印章都是方的,很庄严,充满了美感。有一句话叫“雁过留声”,和印章的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印人,特别希望印章可以再次被用起来。

华商报:相比国画、书法、油画等,篆刻小众得多。篆刻需要变得大众吗?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当代篆刻家应该怎么做呢?

魏杰:篆刻是一种文化,应该是在潜移默化中,被大量的人接受,而不是为了方便大众去做一些迎合的改变。实际上,人们已经慢慢接受了篆刻,会在大量的包装、设计、视觉效果中运用篆刻元素,说明人们对篆刻认识越来越深。

在这种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当代篆刻家也无须刻意去迎合,遵循古法,有创造性,按自己的路子去继承、发扬、创新篆刻文化就够了。

华商报: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当代性成了艺术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你看来,篆刻文化怎么体现当代性呢?

魏杰:你说得对,当代性这个话题,在篆刻界是个躲不开的热点。也有很多篆刻家在不停地尝试,比如陈国斌,就吸收了很多西方构成的东西,刻得非常现代。但关于他的争议依旧没有断过。但无论大家认不认可,我认为存在就是有其道理的。

我在刻陶印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现代的元素。陶印用了古老的篆刻形式,但其线条和构成,以及在篆刻、烧制过程中的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很当代。

我认为篆刻的当代性,其实就是要有共性,也要保持个性,要有“独造”精神,然后在争鸣中,实现百花齐放。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反对中前进,有争论才有进步。 华商报记者 吴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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